摘要：在中国古代，礼作为人们公认的社会文明和隐形的等级制度，影响着人们的方方面面，从周朝开始，官方的宴饮就受到食物和器具材质、数量的影响，渐渐地，又过渡到座次方位、宴席与主人远近的影响。在宴饮活动中，主要是以鼎的数量来分辨饮食者的尊卑上下，要想知道一个人的地位如何，看鼎就行了。

刘邦狡诈，趁项羽在前线奋勇杀敌时，他带领军队占据关中。这让项羽十分恼火，于是听从亚父范增的建议，在鸿门设宴会见刘邦，并趁机除掉他。

这是一场王者的较量，这场宴席暗含了刘、项两大集团的政治命运，在此之前，项羽无论是军事实力还是个人魅力，都远胜刘邦。可是在此之后，双方优劣暗中扭转，项羽渐渐失去了他称王称霸的优势。

一场宴席为何如此重要，竟能扭转乾坤？这就要从古代的宴饮礼仪和政治关系说起。

一、哪里有宴饮，哪里就有礼

古代的宴饮和现在的聚餐不同，虽然都是以饮食为中心的聚会，但宴饮是宴会和宴席的合称，也叫“宴飨”、“宴享”等。

饮食中的“礼”，最开始是起源于祭祀活动。在古代，人们开吃之前一定会祭神、祭鬼、祭祖先，这就是所谓的“礼，饮食必祭,示有先也。”

让鬼神和祖宗先饮先食，之后自己才能享用，这种祭祀在前的饮食顺序，是“礼”的原始意义。

随后，饮食中的祭祀之礼延展到社会中，“礼”的内涵就增加了贵贱等级、长幼之别等政治伦理秩序。最终，“礼”被统治者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有效手段。

二、纷繁复杂的宴饮等级文化

西周时期，周公将“礼”带入人们的生活，不仅朝廷的官方活动体现着“礼”，普通民众的饮食也被纳入“礼”的范畴。

最主要的体现就是饮食的多少，使用的器具材质、就坐方位等，这些饮食礼仪都具有鲜明的等级观念和政治色彩。

（一）器具的配置和席位安排

宴饮中的等级尊卑，在器具配置和席位安排上得到很好的体现。

《礼记·礼器》中记载宴饮中食器豆的配置，分别为：

“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诸公十有六，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

“豆”是古代盛食物的器具，我们从这则记载看出，在吃饭时，周天子可以使用26豆，公卿可以使用16豆，诸侯可以使用12豆，上大夫可以使用8豆，下大夫可以使用6豆。

也就是从统治阶级金字塔顶端往下，人们可以使用的器具数量越来越少，数量的变化体现着身份的尊卑贵贱。

在食物类别方面，《礼记·王制》曰：

“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

在古代，必须是祭祀之类的重要活动才可以杀牛宰羊，因为牛羊在古代十分重要，它们是农耕的主力。朝廷规定诸侯遇大事可以杀牛，大夫可以杀羊，士可以杀猪狗，普通人更不能随便吃好的。

而坐在金字塔顶端的周天子祭祀，用的是“太牢”，“太牢”指的就是牛羊猪各一只，把头砍下来，用鼎煮好，整头上祭。

这些配置，完全不是按劳分配，也不是按需分配，而是按尊卑分配，地位越高，可以享用的资源就越多。

在饮食器具使用上：“古礼，食不共器，器之多少以爵秩而分”。

先秦时期的主要器具是鼎，鼎的用途很多，可以用来祭祀，用来煮肉，更重要的是，它是权力的象征。

与上文一样，鼎的多少，与饮食者的爵位等级、身份尊卑有很大关系。

《左传》中记载了西周春秋统治阶级使用鼎的情况：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

在宴饮活动中，主要是以鼎的数量来分辨饮食者的尊卑上下，要想知道一个人的地位如何，看鼎就行了。

这种习俗直到汉以后才渐渐消失。

先秦时期会出现这种“礼”的规定，是因为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什么东西都很稀缺，统治者制定明确的礼制规定，有利于他们的政治统治。

（二）酒具类别与朝向区分尊卑

上文中的器具和食物是以数量分尊卑的，酒具则是以类型、规格、在宴席上摆放的位置来分辨尊卑的。

《礼记·少仪》云：“尊者，以酌者之左为上尊。尊壶者面其鼻。”

古代筵席上，盛酒的器皿有尊也有壶，酒壶和酒尊都有面鼻，君主参加宴饮时，酒尊的鼻要面向君主才合礼。

对于酒具的使用，也有鲜明的尊卑意识。先秦时期的酒器有三种：觯、角、爵。

一般来讲，身份最尊贵的人用觯，身份卑微的人用角，而大夫、君使等人用爵。特别是爵，衍生出贵族身份等级的“爵位”。爵位又分为五等，分别是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区分这些人的地位就是看他们使用的酒器。

（三）饮食器皿看尊卑

不同时期不同质地的饮食器皿具有划分等级标准的作用。

先秦时期，贵族一般使用青铜器具，因为青铜提炼技术含量高，技术难度大，从而产量少，所以被拥有权力的贵族占有。平民使用的器具一般是陶制品。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掌握的冶金技术越来越纯熟，提炼出金、银，烧制出瓷器，此后，不同阶级开始使用不同材质的器皿。

比如，武则天时期规定：“诸一品以下，食器不得用浑金玉；六品以下，不得用浑银。”

一品以下的官员，不能使用金玉材质的食器，六品以下的官员不能使用银器。

明朝也有相关记载：“凡器皿……公侯一品、二品，酒注、酒盏用金，余用银；三品至五品，酒注用银，酒盏用金；六品至九品，酒注、酒盏用银。余皆用瓷、漆、木器，并不许红及抹金、描金、雕琢龙凤文”。

在封建王朝礼仪的制约下，依品用器成为官场宴饮有趣的礼仪。除此之外，饮食器具的颜色与装饰花纹也不能乱用，它们同样标志着不同等级和身份。

（四）坐席的朝向分贵贱

《鸿门宴》中，司马迁详细写了项羽、刘邦两大集团的坐席：

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

不了解古代坐席文化的朋友可能觉得这很正常，座位嘛，都一样。但是，这句话中不但可以看出项羽和刘邦的尊卑地位，也可以看出项羽目中无人、自大的性格特点。因为坐席在古代是非常重要的礼仪。

我们先来说“席”。古代是跪坐在座位上，这一动作叫做“跽”，也就是前面坐下而臀部放在脚后跟。先秦时期，要在参席者就座的地方铺上席。不同身份的人所处的席位是不一样的，《礼记·燕义》载云：

“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于下。”

也就是上卿的席位比小卿的高，小卿的比士大夫的高，而士与庶子在堂上没有席位，只能在台阶下依次站立。

所以在《鸿门宴》中张良只能面朝西站在刘邦身边，因为他此时的身份是刘邦的谋士，不配有坐席。

除了席位的次序有别，席的多少也有别，《礼记·礼器》也记载：

“天子之席五重，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

也就是周天子的席子要铺五层，诸侯的要铺三重，大夫比诸侯还要少，席的多少表明身份差异。

除此之外，席位的朝向和方位也有讲究，君臣之间、主宾之间都是有差别的。

古代的房屋构造有堂和室的区别，通常情况下，“室”是人们居住的地方，要进入室中，必须先到堂。而堂相当于一个有顶有柱的高台，要到堂上，必须从层层台阶上去，所以又叫“升堂。”

一般来讲，外人是不能入内室的，只到堂上。

由于我国是北半球，所以多数房屋的朝向是坐北朝南。那么堂屋中，位置最尊贵的是面朝南向的座位，在内室中最尊贵的是面朝东向的座位。

我们现在来看《鸿门宴》的座位，项羽和项伯在面朝东的位置上，范增在面朝南的位置上，刘邦在面朝北的位置上，张良在面朝西站立。

从项羽等人的座位来看，他们毫不把刘邦放在眼里，足以说明他们目中无人，骄傲自负。

古代上朝时，君臣同堂，皇帝地位尊贵，坐北朝南，群臣面朝北拜见君主，后来这一礼仪也被引申为臣服于人。

晋朝后，宴席逐渐从一人一席，过渡到多人一席，于是又有了座次和席次的区别。一般以南北开席为敬，以与主人距离的远近表现尊卑。

隋唐以后，在多人一席的宴饮中，人们往往以左为尊。

等到了宋朝，随着四方形八仙桌的出现，人们开始以南向为尊，西向为上，东向次之。也就是坐在东面的客人地位高于西面的，敬酒时按从东向西的顺序进行。

明朝为了防止大臣们哄抢座位，保证宴会有序进行，也作了明确的规定：

尚宝司设御座于奉天殿正中，坐北朝南，御宴摆放在御座东西；皇太子位安置于御座东西向；诸王位于殿东西两向；群臣四品以上位于殿内两侧，五品以下位于东西殿廊。

在中国古代，礼作为人们公认的社会文明和隐形的等级制度，影响着人们的方方面面，从周朝开始，官方的宴饮就受到食物和器具材质、数量的影响，渐渐地，又过渡到座次方位、宴席与主人远近的影响。

这些界定官僚地位尊卑的政治伦理秩序，表现出古代礼制严格的等级观念和政治意识。

后记

官方的宴饮名目多样，性质各异，君主还常通过宴饮表露对文武官员的态度倾向，官僚政客通过宴饮进行贿赂、谋杀或试探等屡见不鲜。宫廷大宴或官方宴饮活动所蕴涵的政治意义，在朝代变迁中不断上演。

古代的宴饮，绝不是简单地吃，而是以宴饮为外壳，以“礼”为内核的政治活动，它反映出的是尊卑观念的政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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