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怕”則“怕”

■成文學

一個人有所“怕”，纔能有所爲，有所不爲

做人做事，“怕”還是“不怕”？關鍵是看對什麼人對什麼事。唐太宗雖爲君主，也有所怕：“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監臨，下憚羣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這是“君子以恐懼修省”的怕。可以說，沒有唐太宗的“怕”，就沒有勵精圖治的“貞觀之治”。我黨我軍老一輩革命家不怕艱難困苦，不怕流血犧牲，不怕“武裝到牙齒”的反動派。這種“不怕”，體現的是大無畏的擔當精神。但同時，他們也有所“怕”，任弼時同志就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煩人，三怕用錢多。一個人有所“怕”，纔能有所爲，有所不爲。

由此，我聯想到一些應該“怕”而“不怕”的現象。有的黨員幹部理想信念罩着“迷霧”，把自己裝進“套子”裏，不怕人生方向迷失；有的習慣於當老好人，工作畏首畏尾，精神暮氣沉沉，不怕部隊建設滑坡；有的明知安全存隱患，不去想辦法解決，能推則推，能湊合就湊合，不怕發生問題；有的遇到矛盾繞道走，碰到問題打哈哈，面對風險不敢闖，不怕難題困擾單位建設；有的談“錯”色變、望“錯”生畏，本該自己負責的事，卻要上推下卸，不怕官兵指指戳戳；有的爲官不爲，只要不出事，寧願不做事，不怕貽誤部隊發展。諸如此類的“不怕”，究其原因，一個是精神懈怠，另一個就是責任擔當缺失，不作爲、假作爲，尸位素餐。解決問題的關鍵，就是讓應該“怕”的真正“怕”起來。

心存敬畏常思“怕”。“畏則不敢肆而德以成，無畏則從其所欲而及於禍。”媒體曾對50多名貪官懺悔錄梳理後發現，其中絕大部分官員從政之初的才幹和政績是突出的，羣衆也是認可的。他們之所以後來走向違法犯罪的道路，主要就是對權力喪失了敬畏之心。事實也證明，黨性不一定會隨着黨齡增長而增強，定力不一定會隨着權力增大而提高。黨員領導幹部要常懷敬畏之心，善於用“怕”來約束自己，高懸“達摩克利斯之劍”，時常反思自己用權是否公正、有無違紀違法，思想上是否貪圖安逸享樂，從而繞過“溫柔陷阱”，真正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

擔當盡責常懷“怕”。位不在高，有爲則名；權不在大，盡責則靈。一名黨員幹部如果責任心強，具備擔當精神，心中就會常怕幹不好工作、做不好事情。宋代名相范仲淹每天就寢前，總要把當天的工作和花費梳理一遍。兩者相稱，則能安穩入睡；否則，就夜不能寐。今天，在推進強軍事業的偉大實踐中，我們面臨着諸多困難和挑戰，這種寢食不安的“怕”應該更加強烈。具體說，就是要在大是大非面前絕不能沉默失語，無動於衷，退避三舍，不能搞“愛惜羽毛”那一套；就是要在矛盾困難面前敢帶頭，知難而進，逢山開路，遇水架橋，當好官兵的“定盤星”，不做八面玲瓏的老好人；就是要在歪風邪氣面前敢鬥爭，做擋風驅邪的“泰山石”，循鐵規，出重拳，動真格，讓正氣壓過邪氣；就是要在失誤面前敢擔當，不諉過，敢於對失誤負責，善於從失敗中汲取教訓。

正風肅紀常存“怕”。解決熟視無睹“不怕”的現象，關鍵在於硬起正風肅紀的手腕，常查查爲什麼“不怕”，讓“怕”成爲法紀面前的常態。這就必須始終保持正風肅紀的高壓態勢，做到零容忍的態度不變、猛藥去痾的決心不變、刮骨療毒的勇氣不變、嚴厲懲處的力度不變，剝去不良風氣的“隱身衣”，革除積弊，讓愛崗敬業、奮發有爲風氣充盈軍營；必須消除認爲“緊箍咒”緊了不自在的牴觸情緒，破除不願革自己命、不想動自己奶酪的特權思想，在作風建設上促使更多人完成從不習慣到習慣、從不自覺到自覺、從外力推動到內力驅動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