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戒臺寺首次發現遼代石經板

昨日，在戒臺寺，專業人員製作遼代石經板拓片以便後續研究。本版攝影/新京報記者 浦峯

經測量，該石經板高33釐米，寬61釐米，厚7.5釐米，原板應有1.6米高。

位於北京市門頭溝的戒臺寺，近日發現一塊刻着佛經的石板，與著名的房山雲居寺石經十分相像。

記者昨日探訪戒臺寺時，該石經板已經被置於室內保護。石經研究專家經研究認爲，該石經屬於遼代石刻，與雲居寺石經屬於同一時代，並且早於雲居寺小石經板，可能是小石經板的源頭。

據門頭溝文旅局介紹，將對這塊石經板進行保護，請文物部門進一步鑑定其價值和等級，在允許的條件下還將進行展示和傳播。

■ 探訪

千佛閣地基中出土

這塊經板高33釐米，寬61釐米，厚7.5釐米，雙面刻字，每面數百字經文，經辨認是密宗的《金光明最勝王經》的卷四一部分。

今年4月30日，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張明悟到戒臺寺遊覽時，發現了這塊被置於院落屋檐下的石板。石板上部有鑿斷、磨平痕跡，形制和內容均與雲居寺石經非常相似。張明悟研究過遼金石刻，推測這塊石經意義不凡。經他辨認，石板所刻內容爲《金光明最勝王經》。根據排版內容計算，目前殘塊一列約12字，上部缺失70餘字，因此完整石板應有近160釐米高。石板兩面底部分別刻有“條第六面”和“條第六背”，說明是《金光明最勝王經》石經的第六塊。整部經書有4萬餘字，應該使用了多塊如此高大的石板才刻完。

戒臺寺住持妙有法師向記者指明瞭石板最初發現的地方。坐落於戒臺寺接近山頂的千佛閣，近年來進行了大修，工人在地基施工過程中發掘出這塊石板，被妙有法師注意到，於是搬移到了正院中安放。

“我一看，石板上是經文，我們說有佛經的地方就有佛，就把它抱出來，準備清理後保護起來。”妙有法師推測，這塊石板應該在某個時期被砸斷，充當了建築材料。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房山雲居寺與石經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羅炤是北京石經研究權威專家，他昨日第一次見到石經，不由讚歎：這是一個重大發現。

羅炤介紹，刻錄石經主要在隋唐遼金時期，從形制來看，有三個證據可以證明這塊石經刻於遼代。第一，隋唐的石經有標尺線或網格，用於對齊，遼代刻經經驗更加豐富後，不再需要線格，這塊石經就沒有線格，和雲居寺遼代石經板風格一致；第二，這塊石經板共26列，雲居寺所藏遼代標準石經板即是26至28列，兩者非常相似；第三，這塊石經的書法風格在遼代中晚期的碑刻中比較常見。

根據石經的保存狀況，羅炤推測，這塊石經板並非收藏於洞中，而是一直存放在殿內。因爲歷經近千年，石經文字清晰無損，沒有受到大自然的侵蝕。

解讀1

揭開千年之謎 印證馬鞍山爲藏經處

房山石經享譽中外，實際上按照當時的記載，北京地區的石刻佛經不止房山雲居寺一處。

雲居寺遼代時石刻經《菩薩本行經·下》的題記中有一段文字，提到了當時的遼南京（今北京）地區一共有三處藏石經的地點，雲居寺爲其中一處。題記稱：“《大方便佛報恩經》七卷，此三卷，共十卷同怢，馬鞍山洞裏已有鐫了，京西三十里小石經亦有是，盧溝河東垠上”。這段文字清晰地指出，除了雲居寺之外，北京還有兩處藏石經的地方，一爲馬鞍山的山洞裏，一爲京西三十里的盧溝河東岸“小石經”處。但是遼代之後，戰亂頻仍，另外兩處藏經處準確地點已不可知。

羅炤介紹，“小石經”一般認爲就是首鋼園區內的石景山，石景山又名石經山。據史料記載，石經山孔雀洞藏有經書，近年來首鋼園區內曾發現一塊《佛本行集經》殘石，但尺寸與字數均遠遠小於這塊戒臺寺石經，而且準確地點尚待考察。

然而，“馬鞍山洞”在哪兒，一直沒有確切證據。戒臺寺所在地在遼代確實名爲馬鞍山，所以一直被懷疑爲藏經處，但並沒有發現過石經。戒臺寺裏矗立的兩塊遼金石碑，均出現了“馬鞍山”，也證明了當時“馬鞍山”即是戒臺寺所在地。其中一塊石碑明確寫着“燕京馬鞍山慧聚寺”，慧聚寺即戒臺寺古稱。

羅炤表示，這次戒臺寺石經的發現，讓北京三處石經藏經處全部被定位，揭開了一個千年之謎。

不過，據云居寺的《菩薩本行經·下》題記中記載，馬鞍山洞裏存有《菩薩本行經》，而這次發現的經板爲《金光明最勝王經》，說明戒臺寺一帶可能還有更多石刻經板存在。

解讀2

或爲雲居寺萬塊小石經板源頭

關於這塊石經的具體年代，羅炤和張明悟根據遼代石經的時代特徵，推測是在遼代中期或者稍晚時候。

遼代北京石經的形式經歷過一場改革，以大安九年（1093年）爲界，之前以大石經板爲主，之後開始轉變爲小石經板。當年，通理大師來到雲居寺，開始繼承先輩事業，主持並開啓了遼代中晚期的石經刻錄高潮。

在房山雲居寺，大石經板保存在石經山的山洞裏，石經地宮存放着10082塊小石經板。而云居寺石經經文中記載，馬鞍山洞的石經也是通理大師主持刻錄的，並且是大石經板。這或許說明，在通理大師到雲居寺之前，已經在戒臺寺主持刻錄了一批石經。

羅炤推測，通理大師的思想與刻經行爲，與戒臺寺的一位前輩有關，即戒臺寺高僧法均大師（1021年-1075年）。通理大師有可能是法均大師的徒弟或徒孫。

法均大師曾參與“契丹藏”的校勘編輯，後來的小石經板幾乎就是“契丹藏”每一張紙的行文格式。同時，從佛學思想上也能看出兩位大師的傳承。遼代嚴禁禪宗，倡行密宗和華嚴宗，而從法均大師開始，禪宗在遼代逐步傳播。通理大師也信奉禪宗，在雲居寺石刻裏，就記載過其禪宗偈語。

“這塊石板與歷史文獻對照，不論是從經文還是從佛教思想上都印證了兩位大師的關係，也說明了戒臺寺與雲居寺在歷史上的聯繫，意義非常重大。”羅炤說，雲居寺地宮的10082塊小石經板，基本可以說是傳承自戒臺寺，“恰恰戒臺寺有一個下院，就在雲居寺東南5公里。”

張明悟也發現，戒臺寺遼代經幢“陀羅尼”的版本與房山雲居寺石刻“行琳本”一致，而與遼代其他地區均不相同，可見兩者的影響關係。戒臺寺在遼道宗時期爲校勘佛經的中心，所以這裏的佛經應該影響了房山石經的版本。

[回應]

條件允許時將公開展出

門頭溝文旅局副局長馬騏告訴記者，將對這塊石經板進行保護，在允許的條件下還將進行展示和傳播。

羅炤認爲，在遼金時期，北京西山文化主要位於門頭溝和房山。這塊石經板的發現以及價值挖掘，可以爲西山文化帶的發展注入新的內涵。說明北京的西山文化帶不僅有明清文化，也有重要的遼金文化。遼金正是北京奠定首都地位的時期，挖掘北京西山的遼金文化，對於北京建城史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

新京報記者 倪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