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視劇《大明風華》再度掀起了明朝熱，劇中以孫若微、胡善祥的醜小鴨逆襲之路，後宮的波雲詭譎爲線索，暗中卻是隱藏着同室操戈的殘酷；先是朱棣發動了奪侄子皇位的靖難之役，後有朱高熾、朱高煦、朱高燧之間的明爭暗鬥以及最終爆發的朱高煦叛亂。

而在這些人中，真正能夠起到承上啓下，穩定朝局作用的是朱高熾；《大明風華》是一部介於正史和野史之間的歷史劇，本着“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的原則，以家爲敘事主體，通過幽默風趣的語言解讀明朝的厚重歷史，由梁冠華扮演的朱高熾，被稱爲史上最接地氣的太子爺。

朱高熾以一副憨笑可掬的面貌出現，一直小心翼翼，唯唯是諾，周旋於父皇和兄弟之間，太子朱高熾怕父親朱棣、怕兩個弟弟、怕自己的媳婦張嫣，甚至連自己的兒子朱瞻基也敢當面數落他，本身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威風凜凜的儲君，卻是一副這樣的形象，膽小怕事，遇到大事就撂攤子“辭職，回順州，喂貓”，這不爭不搶的態度，倒是明哲保身的高手。

其實，真實的歷史上，朱高熾曾六次監國，朱棣征戰在外，朝政和後勤保障都是由朱高熾來處理的，特別是在京城保衛戰中，曾起到關鍵作用；明仁宗、明宣宗在大臣“三楊”輔佐下，出臺一系列優勢措施，由此開啓“仁宣之治”；我們藉助《大明風華》影視劇這個話題來了解下明朝第三任皇帝朱高熾、明宣宗朱瞻基。

朱高熾對安南問題的處理

朱高熾在監國和皇位期間，究竟幹了哪些事情，讓歷史家對其的評價極爲肯定，其實仁宗朱高熾的治國，不到一年時間便因突然病故而結束；這給明初守成治國的過程帶來了一些必然的變化，本來很可能出現的“洪熙之治”，卻不得不延長到了宣德時代。

這也是歷史中稱之爲“仁宣之治”的由來，爲何仁宗只當了短短一年的皇帝就能夠創造如此大的成績，關鍵在於他對內對外的各項舉措，比如安南交阯問題的處理上。史書往往將交阯的動亂原因歸咎於官吏的苛政和宦官馬騏的過失。

明成祖朱棣對安南政策決策失誤

當初甚至成祖也曾這樣認爲，因此在鎮壓之後，他便注意實行撫綏安輯；但是，不管是還是撫治，都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直到成祖病故，交阯的動亂始終未曾平息。

征服安南是成祖決策的一大失誤，他自己也明明知道經營的重點應放在北方，卻沒有決心從交阯撤足。永樂十四年（1416）以後，他已決定北遷國都，對交阯更無暇顧及，只能被動維持，交阯成爲明朝的一大包袱。

仁宗採取安撫和徵繳策略

仁宗朱高熾接受了這個大包袱，他曾經進一步採取撫綏之策，甚至授予黎利清化知府，但是仍然毫無作用，黎利拒絕受官，交阯戰事再起，所以到洪熙元年（1425）二月，朝廷只好命榮昌伯陳智爲徵彝副將軍，征討黎利。

這種反覆撫綏、征剿，征剿、撫綏，沒有任何解決問題的希望，也不知何時是個盡頭。對此幾乎人人皆知，卻無一人敢於出來進言，當初解縉因爲反對用兵交阯觸怒成祖而被讒殺，人們記憶猶新。

陳智出征失利的敗報送到朝中時，已經是宣德元年（1426）；而當時繼承帝位的朱瞻基只好再命成山侯王通佩印出徵，而與此同時，他似乎已經開始重新考慮如何處理交阯問題了。

二楊爲安南問題出謀劃策輔佐明宣宗

最先知道皇帝心思的是內閣大學士楊士奇和楊榮，宣宗諭旨督責陳智等人兵敗的第二天，便在文華殿中祕密召見了二楊。“昨諭榮昌伯等敕已行，朕有一言，獨與卿二人知之”，宣宗略帶含混地說道：

“在南京，皇考曾與朕言：‘太祖定天下，安南最先歸化，黎氏篡陳，法所必討，求陳氏之後不得，故郡縣其地。若陳氏尚有後，立之，猶是太祖之心，而一方亦得安靜。’此語藏之朕心未嘗忘。”“永樂三年初征黎賊，凡誥敕皆臣等親承面命。聖志，在於興滅繼絕。”

二楊回答得可謂婉轉得體，放棄交阯，復立安南，不僅是太祖、仁宗之心，也是成祖聖志。“其時朕雖髫年，尚記一二聖語，亦如卿等所言。”宣宗立即表示附合，“卿二人意與朕合，三二年內，朕必行之。”這次談話便是宣宗放棄交趾的前奏。這次談話後不久，一天退罷朝，宣宗又在文華殿召見了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四人。他首次直接談到了放棄交阯：

“太祖訓有云：‘四方諸彝及南蠻，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吾子孫毋倚富強要戰功。’太宗皇帝有吊伐之師，不得已徇土人之請，建郡縣，置官守。自是以來，交阯無歲不用兵，皇考念之。昨遣將出師，朕及復思之，欲如洪武中使自爲一國，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命，卿等以爲何如？”

這一次又談到了《祖訓》，可見宣宗確實反覆考慮了，因爲他不僅要說服羣臣，而且要首先說服自己；但是對於蹇義和夏原吉來說，這實在太突然了，他們一時還無法接受這一現實；宣德年間的賦額，雖比永樂年間有明顯減少，但仍高於洪武朝，賦額真正銳減是在正統間，以往的學者都認爲這是因爲徵稅田地失額所致，其實並非如此。

周忱“官田依民田起科”未根本解決重賦壓力

而宣德六年（1431）周忱提出官田依民田起科的主張，直到正統元年（1436）才得以實施。“正統元年，令蘇、松、浙江等處官田，準民田起科，秋糧四鬥一升至二石以上者減作三鬥，二斗一升以上至四鬥者減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者減作一斗。”因爲實際上宣德中的減額作用，被宣德七年（1432）的大豐收暫時擴大開來，並未能根本解決重賦的壓力，留下爛攤子。

史書在談到正統元年官田依民田起科時稱：“蓋宣德末，蘇州逋糧至七百九十萬石，民困極矣。至是，乃獲少蘇。”有些學者認爲這裏的宣德末應爲宣德五年（1430）周忱巡撫江南之時，然而《明史·食貨志》中卻明確記述了周忱與況鍾計減蘇糧之後，周忱請官田依民田起科未成，朝廷所下蠲除租賦的詔書難於實施，宣宗也慨嘆：“計臣壅遏膏澤。”而後才又談到宣德末年逋糧之事，這顯然說的決非宣德五年（1430）間的事情。

小結

到這時候我們似乎纔看到了仁宣致治的全貌，它成功地解決了洪武建國以來一直困擾未決的藩王問題、文官治國問題、財政負擔過重問題、交阯問題等等，從而使國家政治由開創轉向了守成；它還力圖解決藏富於民的問題，邁出了艱難的一步，爲正統後問題的解決提供了條件。

仁宣致治不同於漢文景、唐貞觀，它並未完成一代盛世之治，而只是成就明朝長治之始，或者說它結束了洪、永的開國，開啓了以後二百餘年致治之世；這便是有些史家說的：“仁、宣之治，非高、成不開；而高、成之政，非仁、宣不粹也。”這意思也是說仁宣年間兩個皇帝加起來才創造出一個大好的明朝江山，而恰恰這兩個皇帝身上的缺點也是極爲突出，也因此，歷史中用二帝年間治理水平來聯合稱爲“仁宣之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