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沙俄位于北极圈以内一处名为库列伊库村的流放点里,35岁的大龄青年科巴想要自暴自弃了。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从未经历过如此可怕的遭遇,身上的钱一早就花光了,可这里越来越冷,已经到了零下37℃,我开始莫名其妙地咳嗽。”也难怪,这儿名义上是个村子,其实就是块不毛之地。当地气温最低可达零下60℃,别说生活了,在室外吸口气,呼吸道都可能会冻伤。

这个青年出生于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俄国底层家庭,他15岁时就接触到进步思想,几年后投身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遗憾的是,他的理想之路并不顺畅,人生也在不断重复着“被捕——被释放——再被捕”这样的循环。在短短10年的时间里,他先后7次被捕入狱,其中6次被判流刑,5次从流放地出逃。1913年初,青年辗转来到维也纳,通过偶然的机会见到了列宁、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等大名鼎鼎的领袖。

在同大佬们亲切拥抱后,他以为这就是命运的转折点,然而令他心灰意冷的是,一个月后悄悄逃回俄国不久就再次被捕。比起以往,这一次要惨得多——除了犯人和看守外,库列伊库村四周均是一片白色荒原,外人甚至都不知道有这处存在。后来我们通过资料得知,列宁曾派了好几拨人前去营救,不料大伙儿连流放点的门都没摸到,行动便宣告失败了。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绝境中,青年差点选择了放弃,人类历史也险些因此而改写。

在这个关头,青年想起一位无比平凡却又十分伟大的人——他的母亲叶卡捷琳娜·凯瑟琳·朱加什维利。于是,他硬是在这片白色地狱中死撑了3年。离开库列伊库村时,科巴给自己起了个新名字——斯大林。

时间会让历史上那些大名鼎鼎的人物褪去人性,成为脸谱化的角色,饱受争议的苏联领袖斯大林便是其中一个典型。“钢铁同志”的成与过似乎都源于他钢铁般坚毅的性格和强硬的政治手腕,其实在高冷的外壳下,他从未丧失人性。

笔者读过许多与斯大林有关的史料,他温情的一面极少被展现出来。尤其是其第一任妻子叶卡捷琳娜·斯瓦尼泽因斑疹伤寒逝世后,他更是将仅剩不多的感情藏了起来。直至此时,斯大林的人生一路走来都是灰蒙蒙的,换了一般人可能早就自暴自弃了。幸好,他有一位伟大的母亲。

1878年12月18日,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什维利降生于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家庭中。这个家庭此前曾有过两个儿子,但均不幸夭折。也许接二连三得而复失透支了一家之主比索·朱加什维利的耐心,他对本来就不怎么美好的生活彻底失去了追求,整日麻痹在酒精饮料中。反倒是母亲叶卡捷琳娜·凯瑟琳要乐观许多,她把小儿子的降临视为天主赏赐给她的神迹,于是为斯大林起了个乳名“索索”。

比索对儿子的期望不高,身为鞋匠的他也想让斯大林“子承父业”,勉强混口饭吃就够了。凯瑟琳却坚持要让儿子读书。比索显然不是一位好父亲,他甚至一早就对儿子失去了耐心。他几乎每天都要喝酒,喝醉了就发疯,急了还要打斯大林。好在这样黑暗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11岁时,斯大林失去了父亲,不久后,母亲陪着他进入一所初级神学院读书。

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的俄国,神学院可不是谁想来都能来的。首先,神职人员在俄国社会中本身就有一定的地位,相当于“铁饭碗”。其次,去那种学校读书,花销对穷人来说不好承担。因此,贫苦家庭极少有父母舍得把孩子送进神学院;即便能混进去,孩子也往往过得很不自在。托洛茨基在回忆录中专门提起过这件事:“那儿(指斯大林上的第比利斯神学院)的学生大多是神甫、官吏和小贵族子弟,鞋匠的儿子在他们面前颇有小贱民的意味。”

事实上,这对母子过得确实十分困难。为了让孩子生活得更好些,母亲干脆跑到学校里为领导和一些老师打杂工。凯瑟琳不知疲倦地从早忙到晚,加上为儿子争取到的每学期3卢布的助学金,这对母子一个月的生活费也就仅有10卢布而已——以购买力衡量,这笔钱相当于如今的600块钱,可能还不够普通学生一个月的伙食费。

斯大林常常回忆当年的苦日子。他大大咧咧地承认,自己正是在神学院中接触到进步思想,初步认识了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在那会儿,年轻气盛的他给自己起了“科巴”这个名字——在俄国文化中,这个名字的主人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两年后,他加入了第比利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基层组织,偷偷摸摸在学校里搞一些革命性质的小活动。纸是包不住火的,这些行为很快就引起了校方注意,没过多久,斯大林就被学校随便找了个理由开除了。

对斯大林来说,开除就开除,他正好还不想上了呢!然而在强权面前没有半点恐惧的他,在母亲跟前却紧张得语无伦次。斯大林被开除不久,母亲就来学校探望他。当时的凯瑟琳对此一无所知,而斯大林也倔强地隐瞒了一切。当母亲问道这些事时,斯大林吞吞吐吐地解释了半天,最终也只是弱弱地向母亲保证:自己并没有参加那些所谓的“造反组织”。直到许多年后,斯大林混到了一个较高的职位,他满面春风地坦白后,母亲却担忧地对儿子说:“傻孩子,你怎么可能打败沙皇呢?你是我唯一的小儿子,把这件事留给那些有兄弟姐妹的人们,好吗?”

这件事对凯瑟琳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若干年后,当提起这段往事时,她说:这是小儿子第一次对自己说谎,也是唯一一次。

正如我们刚刚所说,斯大林的革命生涯十分不顺,不过正是母爱的支撑,他在一次次摧残过后变得更加强大。1916年,由于俄国在一战中吃紧,斯大林得以被提前释放并征召入伍。由于小时候得过天花和败血症,斯大林身材矮小且左手有些萎缩,因此未能通过体检。逃过一劫的他短暂地滞留在东西伯利亚南部边疆一带,随后,“二月革命”爆发了。

后来的历史我们便非常熟悉了:斯大林经受住了残酷的政治斗争的洗礼,最终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二战中,德军一度兵临莫斯科城下,在专列前叼着烟徘徊了几个小时后,他毅然放弃了转移的想法,带领苏联军民抗敌的同时,还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延续了光荣的“十月革命节”阅兵传统。

斯大林渐渐成长为我们熟悉的那位“钢铁同志”,但他在自己的母亲面前却仍旧保持着一份童真。在寄给母亲的家书中,斯大林在落款时一直自称“您的索索”,他甚至常常想母亲倾吐自己的情绪,字里行间还有种撒娇的感觉。书信中的“钢铁同志”全然是另一个人,这与他光辉的形象形成了巨大反差。斯大林也从不吝啬于提起自己的母亲,他为之感到骄傲;相比之下就极少提起自己的父亲了,偶尔几次也是作为反面案例。

亲情的分量在斯大林心目中有多重?我们来讲个故事:有一天,他邀请华西列夫斯基同自己共进午餐。吃到一半时,斯大林提议向对方的父母敬酒,华西列夫斯基却面露难色。原来,后者的父亲是一名乡下神父,由于信仰的对立,这位将军一早就同父母断绝关系了。

“这样可不好,但您也该跟我清清账了。”斯大林说着,让人取来了一摞纸。原来,他一直冒充华西列夫斯基给对方的父母寄钱。

斯大林把厚厚一摞汇款单递给华西列夫斯基,命令对方立刻去探望自己的父母。至于组织那边,斯大林表示不必担心,自己会亲自去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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