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忽必烈会突然想到，要出兵征伐日本？

其实，除了我们通常认为的“蒙古帝国意识形态”外，其实还有一个深层动机，促使忽必烈出兵日本，在这里，我们姑且把这个称之为“合法性欠缺综合症”。这是几乎困扰忽必烈一生的顽疾。

不可否认的是，蒙哥战死四川而引发的皇位争夺，最终胜出的人是忽必烈。比起蒙古帝国的“前四汗”，新生的忽必烈王朝最大的两个软肋，就是“得国不正”和“推行汉法等于背离草原传统”。这里我们摘引一段美国蒙古学家罗沙比（Morris Rossabi）的评语，就足以说明忽必烈当时的心理状态：

和他的前辈一样，忽必烈清楚地知道，他必须继续坚持领土扩张的政策。因此，他的军事机器一直保持着临战状态。在蒙古人眼中，作为统治者，他的成功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他能够为他的帝国增加多少财富、人口和疆域。同样地，汉人的思想观念认为，一个好君主的贤德及其国度的荣耀会吸引外国人来朝，并服膺于华夏文明。为了提高他作为蒙古人和汉人世界统治者的权威性，忽必烈必须采取一种果断、进取性，甚至进攻性的对外政策。此外，对忽必烈夺取汗位的质疑，也迫使他必须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平息对他统治权力的任何疑问。既然他曾受到自己亲兄弟的挑战，那么肯定还会有人质疑他是否有资格担当蒙古帝国的统治者。对他来说，堵塞质疑之口的最好方法，莫过于把更多版图纳入蒙古的政治控制之下。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呢？

1271年，当57岁的老皇帝忽必烈，志得意满，举目四顾，正要感慨时无英雄、对手难觅的寂寞时——虽然南宋尚未降伏，他打心底里瞧不起南宋朝廷那一帮君臣，或许贾似道和文天祥除外——一个不怎么和谐的声音，传到了他的耳朵里。《元史》里有一篇元代西夏人的传记，里面说，正在这个当儿，“西北藩王遣使入朝”。这个“西北藩王”或许是对忽必烈早就心怀不满的窝阔台、察合台后王，或许是忽必烈的亲弟弟、已经在伊朗“自帝一方”的旭烈兀，又或许是金帐汗国的蒙哥帖木儿汗。

总之，来朝的使节似乎非常忠实地转达了他们的质问：

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何如？《元史．高智耀传》

直到这时，忽必烈才勐然记起，原来蒙古国家是个“家产制”的东西；换句话说，是“哥哥兄弟每商量定，取天下了呵，各分土地，共用富贵”的生意（《元典章》卷9《吏部三．投下》“改正投下达鲁花赤”）。如今天下还未打下来，他搞的那套“仪文制度，遵用汉法”，或许可以安抚乃至激励亡金统治区的那些汉人，但草原上的哥哥弟弟、叔叔伯伯，未见得肯服气。其实，蒙古大帝国传到成吉思汗的子孙辈手里，越来越像一个家族成员合伙成立的股份公司，大汗就好像董事长兼任首席执行长（CEO），不该消极无为、坐吃山空，而是有义务把家族生意做大做强。所以，每任大汗登基，必发动一轮新的对外征服战争，以示威武不输先皇，红利人人有份。忽必烈自然也躲不过这一轮“任职考核”。

大元帝国的触须还可向何方伸展？南宋前线已呈胶着状态，再往南，安南、占城、缅国和爪哇，现在还鞭长莫及，西面和北面，是左右手蒙古宗王的传统势力范围。老实说，忽必烈的选择余地实在不大，答案呼之欲出：对日本动手，可以说是一石二鸟。就算不能完全征服日本，在东亚地区故意制造紧张对抗态势，也方便忽必烈把高丽更紧密地绑在自己的战车上。

现在，这个现成答案，需要有人来告诉忽必烈。据说，这个主动为忽必烈分忧的人，是一个叫赵彝的高丽人。《元史·日本传》载：

元世祖之至元二年，以高丽人赵彝等言日本国可通，择可奉使者。

赵彝在《高丽史》中被归入了《叛逆传》。《高丽史》说他原名“赵蔺如”，曾经当过和尚，后来还在高丽考上了进士，看来也小有才气。他“叛逃”元朝后，外号叫“秀才”，“能解诸国语，出入帝所”。从赵秀才通晓多国外语，而且经常有见到忽必烈的机会这两点看，这个高丽人大概是忽必烈身边的一个“怯薛”人员。“怯薛”本来是成吉思汗组建的中央禁卫军，在元朝逐渐蜕变成一个为皇室服役的机构。“怯薛”人员往往可以越过正规的政务机关，“乘间进说”，干预国家大事。从窝阔台时代开始，就有高丽降人投充“怯薛”。其实，赵彝大概不过是给忽必烈出出主意，让他通过高丽给日本施压，结果搞得高丽长年鸡犬不宁，被后世的朝鲜史家写入《叛逆传》，也是咎由自取。

除了从高丽奴才那里了解到日本和高丽隔海相望，在决策遣使日本前，这个国家在忽必烈以及元朝朝野上下的心目中，究竟是个什么形象呢？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研究者相信，著名的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也做过忽必烈身边的一个“怯薛”，忽必烈经常派他出使中国各地，甚至南海诸国。忽必烈有个小爱好，每当去各地出差的使臣回朝，他都要向他们打听一些当地的“人情风俗”；马可．波罗就非常善于搜集这类奇闻逸事，所以尤其得宠。（《马可波罗行纪》第十五－十六章）在《马可波罗行纪》中，有一段关于“Zipangu”岛屿的描述。一般认为，“Zipangu”就是“日本国”：

日本国是一岛，在东方大海中，距陆一千五百哩。其岛甚大，居民是偶像教徒，而自治其国。据有黄金，其数无限，盖其所属诸岛有金，而地距陆甚远，商人鲜至，所以金多无量，而不知何用。此岛君主宫上有一伟大奇迹……其顶皆用精金为之……复次宫廷房室地铺金砖，以代石板，一切窗栊亦用精金，由是此宫之富无限，言之无人能信。有红鹧鸪甚多而其味甚美。亦饶有宝石、珍珠，珠色如蔷薇，甚美而价甚巨，珠大而圆，与白珠之价等重。忽必烈汗闻此岛广有财富，谋取之。

马可·波罗肯定未到过日本，并且他进入元代中国是1275年（至元12年），也就是战争开打以后。不过，他的这段描述，大概得自当时亚欧大陆商贸圈中广泛流传的对日本物产的模糊印象。我们将之看作当时欧亚大陆（包括元朝）对岛国日本的想像，大抵不致错谬过甚。

这段描述有吸引蒙古人的地方吗？显然是有的。蒙古统治阶级大概不会关心“红鹧鸪”比起塞北八珍中的“天鹅炙”是不是更美味。但是，黄金和珍珠，这两样可是蒙古帝国内最受追捧的支付手段、流通手段和奢侈消费品。

黄金这种流行欧亚的强势货币，自不必言。珍珠是蒙古人用来装饰妇女头戴的“罟罟冠”、礼服乃至军官虎符、圣旨诏书的主要奢侈品。蒙古贵族喜爱珍珠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呢？

有个叫尚文的汉人，在河南行省做官的时候，恰巧遇上有西域商人进献珍宝，售价“六十万锭”，他的上司，某“省臣平章”（蒙古人）面有得色地向他夸耀：“这个见过没？这叫押忽大珠，卖六十万，不贵！”六十万锭是个什么概念呢？大概是元朝前期平均一年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这颗大珠有没有卖到六十万锭，我们不知道。不过，对于如此珍宝，当时一座官员都传看把玩，爱不释手。尚文非常瞧不起，勉强问了一声：“这玩意有啥用？”上司回答：“含之可不渴，熨面可使目有光。”看来是养生美容，效果俱佳。尚文只好发了一通“对天下百姓来说，粮食才是宝贝”云云的牢骚（《元史·尚文传》）。

或许，除了“蒙古帝国意识形态”和“合法化饥渴”，传说中的“黄金之国”和蔷薇珍珠，也是忽必烈决定不计代价逼迫日本臣服的理由之一吧。

除了《马可波罗行纪》外，元朝后来纠集文化精英编修的《宋史》中的《日本传》，也或多或少反映了当时人对日本的贫乏与破碎的印象。

这篇《日本传》三分之二的内容，居然是距元朝两百多年前一个日本僧人来华的相关事迹，节录了他带来的一些日本国情资料。这个僧人叫奝然，九八四年（宋太宗雍熙元年）带着五名弟子来华，请走了一些佛经和佛像，带来了两种介绍日本国情和地理的资料，即《王年代记》和《职员令》。

这两种资料让中国官修正史的《日本传》走出了依靠传说的时代，十分重要。然而，就拿《日本传》节录的六十四世天皇来说，最后一位，才数到九六九年至九八四年在位的圆融天皇。十三世纪的元朝人看这些，应该类似今天我们看十八世纪德川幕府的历史一样，充其量不过是学者专家案头的消遣，有什么实际作用？

资讯更新不及时也就罢了，奝然和尚的文字，又往往带有强烈的文学意味和个人体验色彩。他说，来的时候是“附商船之离岸，期魏阙于生涯，望落日而西行，十万里之波涛难尽；顾信风而东别，数千重之山岳易过”，又说回去的时候是“季夏解台州之缆，孟秋达本国之郊”。不辨航路与季风的古代书生看到这些，自然如堕五里雾中。宋元之交的大学者马端临——可算忽必烈的同时代人——就曾抱怨，那些个路途道里的记载，一会“何其远也”，一会“又何其近也”，让人搞不清楚。

马端临撰写的《文献通考》，成书于一三○七年（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其中的《四裔考》也有一篇日本的介绍，无非也是抄撮历代正史的《倭国传》和《日本传》而成。读来读去，普通人怎么也没法把上面这些文字记录，同现代的民族史学叙述呈现的镰仓日本联系起来。

读史者看到这里，不禁要感慨，一场太平洋战争下来，美国涌现了多少在日本研究领域开风气之先的“日本通”，包括众所熟知的《菊花与剑》（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的露丝·潘乃德（Ruth Benedict）。而元世祖与日本两次大战，死伤十几万人，居然未能换来同时代绝大多数人对于日本的一点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