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什麼忽必烈會突然想到，要出兵征伐日本？

其實，除了我們通常認爲的“蒙古帝國意識形態”外，其實還有一個深層動機，促使忽必烈出兵日本，在這裏，我們姑且把這個稱之爲“合法性欠缺綜合症”。這是幾乎困擾忽必烈一生的頑疾。

不可否認的是，蒙哥戰死四川而引發的皇位爭奪，最終勝出的人是忽必烈。比起蒙古帝國的“前四汗”，新生的忽必烈王朝最大的兩個軟肋，就是“得國不正”和“推行漢法等於背離草原傳統”。這裏我們摘引一段美國蒙古學家羅沙比（Morris Rossabi）的評語，就足以說明忽必烈當時的心理狀態：

和他的前輩一樣，忽必烈清楚地知道，他必須繼續堅持領土擴張的政策。因此，他的軍事機器一直保持着臨戰狀態。在蒙古人眼中，作爲統治者，他的成功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取決於他能夠爲他的帝國增加多少財富、人口和疆域。同樣地，漢人的思想觀念認爲，一個好君主的賢德及其國度的榮耀會吸引外國人來朝，並服膺於華夏文明。爲了提高他作爲蒙古人和漢人世界統治者的權威性，忽必烈必須採取一種果斷、進取性，甚至進攻性的對外政策。此外，對忽必烈奪取汗位的質疑，也迫使他必須用實際行動證明自己的合法性，平息對他統治權力的任何疑問。既然他曾受到自己親兄弟的挑戰，那麼肯定還會有人質疑他是否有資格擔當蒙古帝國的統治者。對他來說，堵塞質疑之口的最好方法，莫過於把更多版圖納入蒙古的政治控制之下。除此之外，還有什麼更好的方法呢？

1271年，當57歲的老皇帝忽必烈，志得意滿，舉目四顧，正要感慨時無英雄、對手難覓的寂寞時——雖然南宋尚未降伏，他打心底裏瞧不起南宋朝廷那一幫君臣，或許賈似道和文天祥除外——一個不怎麼和諧的聲音，傳到了他的耳朵裏。《元史》裏有一篇元代西夏人的傳記，裏面說，正在這個當兒，“西北藩王遣使入朝”。這個“西北藩王”或許是對忽必烈早就心懷不滿的窩闊臺、察合臺后王，或許是忽必烈的親弟弟、已經在伊朗“自帝一方”的旭烈兀，又或許是金帳汗國的蒙哥帖木兒汗。

總之，來朝的使節似乎非常忠實地轉達了他們的質問：

本朝舊俗與漢法異。今留漢地，建都邑城郭，儀文制度，遵用漢法，其故何如？《元史．高智耀傳》

直到這時，忽必烈才勐然記起，原來蒙古國家是個“家產製”的東西；換句話說，是“哥哥兄弟每商量定，取天下了呵，各分土地，共用富貴”的生意（《元典章》卷9《吏部三．投下》“改正投下達魯花赤”）。如今天下還未打下來，他搞的那套“儀文制度，遵用漢法”，或許可以安撫乃至激勵亡金統治區的那些漢人，但草原上的哥哥弟弟、叔叔伯伯，未見得肯服氣。其實，蒙古大帝國傳到成吉思汗的子孫輩手裏，越來越像一個家族成員合夥成立的股份公司，大汗就好像董事長兼任首席執行長（CEO），不該消極無爲、坐喫山空，而是有義務把家族生意做大做強。所以，每任大汗登基，必發動一輪新的對外征服戰爭，以示威武不輸先皇，紅利人人有份。忽必烈自然也躲不過這一輪“任職考覈”。

大元帝國的觸鬚還可向何方伸展？南宋前線已呈膠着狀態，再往南，安南、占城、緬國和爪哇，現在還鞭長莫及，西面和北面，是左右手蒙古宗王的傳統勢力範圍。老實說，忽必烈的選擇餘地實在不大，答案呼之欲出：對日本動手，可以說是一石二鳥。就算不能完全征服日本，在東亞地區故意製造緊張對抗態勢，也方便忽必烈把高麗更緊密地綁在自己的戰車上。

現在，這個現成答案，需要有人來告訴忽必烈。據說，這個主動爲忽必烈分憂的人，是一個叫趙彝的高麗人。《元史·日本傳》載：

元世祖之至元二年，以高麗人趙彝等言日本國可通，擇可奉使者。

趙彝在《高麗史》中被歸入了《叛逆傳》。《高麗史》說他原名“趙藺如”，曾經當過和尚，後來還在高麗考上了進士，看來也小有才氣。他“叛逃”元朝後，外號叫“秀才”，“能解諸國語，出入帝所”。從趙秀才通曉多國外語，而且經常有見到忽必烈的機會這兩點看，這個高麗人大概是忽必烈身邊的一個“怯薛”人員。“怯薛”本來是成吉思汗組建的中央禁衛軍，在元朝逐漸蛻變成一個爲皇室服役的機構。“怯薛”人員往往可以越過正規的政務機關，“乘間進說”，干預國家大事。從窩闊臺時代開始，就有高麗降人投充“怯薛”。其實，趙彝大概不過是給忽必烈出出主意，讓他通過高麗給日本施壓，結果搞得高麗長年雞犬不寧，被後世的朝鮮史家寫入《叛逆傳》，也是咎由自取。

除了從高麗奴才那裏瞭解到日本和高麗隔海相望，在決策遣使日本前，這個國家在忽必烈以及元朝朝野上下的心目中，究竟是個什麼形象呢？這個問題不好回答。

研究者相信，著名的威尼斯旅行家馬可·波羅也做過忽必烈身邊的一個“怯薛”，忽必烈經常派他出使中國各地，甚至南海諸國。忽必烈有個小愛好，每當去各地出差的使臣回朝，他都要向他們打聽一些當地的“人情風俗”；馬可．波羅就非常善於蒐集這類奇聞逸事，所以尤其得寵。（《馬可波羅行紀》第十五－十六章）在《馬可波羅行紀》中，有一段關於“Zipangu”島嶼的描述。一般認爲，“Zipangu”就是“日本國”：

日本國是一島，在東方大海中，距陸一千五百哩。其島甚大，居民是偶像教徒，而自治其國。據有黃金，其數無限，蓋其所屬諸島有金，而地距陸甚遠，商人鮮至，所以金多無量，而不知何用。此島君主宮上有一偉大奇蹟……其頂皆用精金爲之……複次宮廷房室地鋪金磚，以代石板，一切窗櫳亦用精金，由是此宮之富無限，言之無人能信。有紅鷓鴣甚多而其味甚美。亦饒有寶石、珍珠，珠色如薔薇，甚美而價甚巨，珠大而圓，與白珠之價等重。忽必烈汗聞此島廣有財富，謀取之。

馬可·波羅肯定未到過日本，並且他進入元代中國是1275年（至元12年），也就是戰爭開打以後。不過，他的這段描述，大概得自當時亞歐大陸商貿圈中廣泛流傳的對日本物產的模糊印象。我們將之看作當時歐亞大陸（包括元朝）對島國日本的想像，大抵不致錯謬過甚。

這段描述有吸引蒙古人的地方嗎？顯然是有的。蒙古統治階級大概不會關心“紅鷓鴣”比起塞北八珍中的“天鵝炙”是不是更美味。但是，黃金和珍珠，這兩樣可是蒙古帝國內最受追捧的支付手段、流通手段和奢侈消費品。

黃金這種流行歐亞的強勢貨幣，自不必言。珍珠是蒙古人用來裝飾婦女頭戴的“罟罟冠”、禮服乃至軍官虎符、聖旨詔書的主要奢侈品。蒙古貴族喜愛珍珠究竟到了什麼程度呢？

有個叫尚文的漢人，在河南行省做官的時候，恰巧遇上有西域商人進獻珍寶，售價“六十萬錠”，他的上司，某“省臣平章”（蒙古人）面有得色地向他誇耀：“這個見過沒？這叫押忽大珠，賣六十萬，不貴！”六十萬錠是個什麼概念呢？大概是元朝前期平均一年財政收入的五分之一。這顆大珠有沒有賣到六十萬錠，我們不知道。不過，對於如此珍寶，當時一座官員都傳看把玩，愛不釋手。尚文非常瞧不起，勉強問了一聲：“這玩意有啥用？”上司回答：“含之可不渴，熨面可使目有光。”看來是養生美容，效果俱佳。尚文只好發了一通“對天下百姓來說，糧食纔是寶貝”云云的牢騷（《元史·尚文傳》）。

或許，除了“蒙古帝國意識形態”和“合法化飢渴”，傳說中的“黃金之國”和薔薇珍珠，也是忽必烈決定不計代價逼迫日本臣服的理由之一吧。

除了《馬可波羅行紀》外，元朝後來糾集文化精英編修的《宋史》中的《日本傳》，也或多或少反映了當時人對日本的貧乏與破碎的印象。

這篇《日本傳》三分之二的內容，居然是距元朝兩百多年前一個日本僧人來華的相關事蹟，節錄了他帶來的一些日本國情資料。這個僧人叫奝然，九八四年（宋太宗雍熙元年）帶着五名弟子來華，請走了一些佛經和佛像，帶來了兩種介紹日本國情和地理的資料，即《王年代記》和《職員令》。

這兩種資料讓中國官修正史的《日本傳》走出了依靠傳說的時代，十分重要。然而，就拿《日本傳》節錄的六十四世天皇來說，最後一位，才數到九六九年至九八四年在位的圓融天皇。十三世紀的元朝人看這些，應該類似今天我們看十八世紀德川幕府的歷史一樣，充其量不過是學者專家案頭的消遣，有什麼實際作用？

資訊更新不及時也就罷了，奝然和尚的文字，又往往帶有強烈的文學意味和個人體驗色彩。他說，來的時候是“附商船之離岸，期魏闕於生涯，望落日而西行，十萬裏之波濤難盡；顧信風而東別，數千重之山嶽易過”，又說回去的時候是“季夏解台州之纜，孟秋達本國之郊”。不辨航路與季風的古代書生看到這些，自然如墮五里霧中。宋元之交的大學者馬端臨——可算忽必烈的同時代人——就曾抱怨，那些個路途道里的記載，一會“何其遠也”，一會“又何其近也”，讓人搞不清楚。

馬端臨撰寫的《文獻通考》，成書於一三○七年（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其中的《四裔考》也有一篇日本的介紹，無非也是抄撮歷代正史的《倭國傳》和《日本傳》而成。讀來讀去，普通人怎麼也沒法把上面這些文字記錄，同現代的民族史學敘述呈現的鎌倉日本聯繫起來。

讀史者看到這裏，不禁要感慨，一場太平洋戰爭下來，美國湧現了多少在日本研究領域開風氣之先的“日本通”，包括衆所熟知的《菊花與劍》（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的露絲·潘乃德（Ruth Benedict）。而元世祖與日本兩次大戰，死傷十幾萬人，居然未能換來同時代絕大多數人對於日本的一點新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