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185年日本镰仓幕府建立到1868年江户时代结束，日本武士阶层一直控制着国家的军事、政治和平民文化。在这近700年的日本历史中，武士掌控着日本幕府，颁布具有军权特色的行为规范，并促进独特艺术形式以纪念武士功勋、崇尚武士美德。由于幕府官员、贵族依靠军队来维持藩国秩序，武士越来越多地参与朝廷事务。

同时，武家统治促进了战术和武器技术的进步，以及防御工事的革新。日本武士以其尚武的价值观为特征，内容包括严格的行为操守和至死捍卫荣誉的誓言，这些观念同时刺激了日本哲学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另外，武士对观赏艺术和表演艺术的赞助，带动了这些艺术形式的复兴。武士的完美典范存留在讲述英雄战斗和其他成就的多姿多彩的故事中，这使武士的形象永垂不朽，并鼓舞着后世的日本士兵。

日本武士阶层如何兴起？

日本武士被称为"侍"、"武士"或"武"，这些名词反映出日本军事人物在不同时期的作用和特征。其中，“侍”是用以指称武士常见的词，它始自日本平安时代，泛指日本武士，包括几百年来众多阶层的军事人物。然军事人物的角色变化之复杂已远远超出“侍”所表达的泛泛之意：中世时期步兵勇猛的生活方式，和近世时期和平年代于江户的武士相对稳定的生活相比，几乎无任何相似之处。因为在历时较长的和平年代，不再需要武士阶层来效力，他们的军事才能也由此削弱。

武士冲破卑微的出身，加入以推翻天皇和贵族统治为目标的义军，并崛起成为统治阶层的一员。武士给死气沉沉的日本带来了革新，使原来以出身决定等级，堕落而了无生趣的贵族政府，过渡到新的崇尚武士技艺和价值的军事政府，建立了新的政治体系和社会秩序。随后日本获得统一，与外界隔绝。这种封建秩序的瓦解最终结束了日本七百年武士所向披靡并统治日本的历史。

在日本，军队早在中世之前就已经存在。例如，在日本奈良时代，政府军队由从藩国农村征召的农民构成。在中世早期， 从10世纪开始，日本政府强制征兵的制度开始松动。尽管朝廷努力建立国民军部队，但是，最终贵族和皇室都得求助于地方武士群体来维持偏远地区的秩序，而中央统治者在那里几乎没有任何势力。

在12世纪，随着日本京都贵族朝廷的没落，武士阶层开始在偏远地区崛起，之后他们的势力扩展到日本的大部分地区，成为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主导力量。武士在平安时代中后期迅速掌权，一部分原因是，京都贵族在其私人产业上纷纷雇用武士，这一做法推动了武士的发展。

日本朝廷高级大臣居住在日本的文化中心，无心管理他们在藩国的大片土地，也就是称为庄园的私人产业。不但如此，他们反而请具备军事能力的个人做庄园的代理和管理者。由此，对这些土地的日常管理和防御就成为职业军人团队的职责，而贵族实际上并未参与其中。

这些自平安时代后期崛起的武士被称为"武士团"，所有这些准军事组织都由职业战士组成，因而与缺乏正规军事背景的政府征召的军队明显不同。其中，一些出类拔萃的武士团居住在东部诸国，即关东地区。除了朝廷贵族以外，中央政府和贵族血统以外的私人地主也都雇用武士团，其目的各有不同，如守卫都城或保护村庄等。很快，武士就变得必不可少了。

从日本中世早期开始，地方武士团就是由领主与家臣关系联结而成的、各事其主的独立武士团体联盟。实际上，领主和家臣的盟约起到了联系双方纽带的作用，由此，家臣的后代为领主家族的后代效力，作为回报，领主一直为家臣提供俸给。尽管领主和家臣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但他们常用暗示亲属关系的语言来说明并表达彼此间的关系。例如，家臣被称为"家人" 和"自家儿女"。家臣有时也把领主描绘成父亲的形象，虽然他们并没有血缘关系。

在13世纪和14世纪，幕府把从前只赏赐给贵族的封赏和财富赐予御家人，甚至在军事集团实力壮大时也是如此，这无意中加速了中央政权的瓦解。最初，统治者重用武士军队，因为他们有出色的军事头脑和稳固的地方关系或亲属关系，这些都是农民武装所缺乏的。但是，私人的关系使武士家臣更加委身于地方领主。地位稳定的大名和御家人充分利用这种联盟，在远离都城的地方积聚大片土地，因为他们确信，武士军队能够保护藩国不受中央政府的干涉。

起初，这类私人训练的武装力量稍显不正规，但是到镰仓末期，武士团变得组织有序，并构成了私人军队的主要力量。镰仓幕府为了应对来自这些武装的威胁，于1232年颁布新的法令来约束御家人的行为，期望能够加强地方秩序，通过荣誉和诚信机制来规范武士的行为。但是在江户时代武士法规正式出台之前，这些典范大多被武士阶层所忽视。满国纷争四起，武士挑战幕府的权威，争夺个人财产、土地和金钱，都称不上荣誉之战。

日本镰仓幕府最终在1333年垮台，足利家族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室町幕府。在幕府政权的纷争中，相继出现了三个武士，他们对国家大权的争夺愈演愈烈，分别是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这三人都致力于统一全国，但只有家康最终达成了这一目标、将日本统一在德川幕府的旗下。15、16世纪，在中央政权和社会秩序的一片混乱中，武士家臣受到这三位著名武士的影响，纷纷废黜了代表幕府的守护和地头，史称"下克上"（下级推翻上级）。

德川幕府时期的武士如何生存？

德川幕府在1615年正式统治日本，迎来了250多年的和平年代，并实施了锁国政策，使日本隔绝于异国贸易和纷争之外。武士不再忙于征战，因为德川幕府为维持秩序，对国内事务，尤其是对藩国，实行了严格的控制。很快，很多武士成了幕府官员，在都城和偏远地区为幕府效力。还有一些武士的存在变得有名无实，只是定期礼节性地到江户觐见将军，代表领主向将军进贡。

因此，在日本江户时代，武士阶层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德川统治者随意按照武士的忠诚度和自己的战略目标重新分配土地，阵前之勇无法再保障武士家族首领获得大名之位，家族派系也无法带来财富和威望。要上缴给将军的地产税和贡税的增加，甚至给高层大名造成了经济困难，他们也无法再依赖于恭顺的家臣武士体系了。

在德川幕府统治开始的第20到30年间，为在江户统治者面前得蒙宠用并保证其地位所需的巨大花费，进一步耗尽了武士日益减少的资源。1634年，德川幕府为武士及其家人设立参觐交代制，命令武士每隔一年要在首都的宅邸居住。一开始，幕府欢迎大名将其家人留在江户，从而使他们成为大名联手进攻都城时将军手上的人质。

很快，这一制度继续发展，藩国大名必须隔年觐见江户幕府，从而确保武士忙于两地奔波，没有时间、动力和资源来组织能够推翻德川政权的帮派。参觐交代制结合幕府统治的其他特点给武士文化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这一制度有助于疏离地方大名与其家臣和领地的关系。

保证江户时代的幕府统治不会被地方的权力争夺所瓦解。尽管在某些场合，武士仍然可以佩带武器，但是参觐交代制和随之而来的长途旅行的负担，已使他们实际的俸给减少。由于名目繁多的法令法规和各种赋税，包括城堡的兴建和维修，还有大名家族之间的联姻，武士的行为受到了进一步的限制。

并且，幕府任用密探和视察员，确保武士遵从其法令。参觐交代制对财力雄厚的武士确有好处，因为富有的大名得以发展自己的人文爱好。幕府所培育的和平年代，促进了武士对闲暇消遣的投入，如戏剧、文学、音乐和其他娱乐形式。

最后，庞大武士群体的巨大消费推动了江户的经济发展，产生了繁荣的大都会，最终受益的，不仅是德川幕府，还有商人和手工艺者阶层。因此，德川幕府的统治使武士的社会地位和日常生活都发生了革命性剧变。很多武士被吸纳为幕府的行政官员，这类职位与平安时代朝廷鼎盛时期侍候于都城的侍臣相差无几。

在和平年代，著名的武士道被仪式化了，最初，这看来并不协调。虽然德川幕府严密监管武士以防止战争和对中央政权的威胁，江户时代的武士还是要遵行严格的道德规范，并要磨炼与其优越地位相称的武艺。另外，在德川幕府统治之下，武士的传统原则成为核心，而非军事经验。并且，即使在和平年代身兼政府管理职能，大名和武士也受到敦促，重视英勇、荣誉和责任。

日本武士等级和社会经济地位

在整个日本中世时期，武士等级制度一般效仿领主与家臣的关系网，这长久以来一直是日本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基础。但是，在德川幕府的和平年代，这些特征却减少到了最低限度。江户时代将军重新分配了大片土地，地位和财富的分封，都是通过向将军效忠并证明自己的忠心而得到的，从而颠覆了几百年来的封建结构，甚而是更古老的贵族关系。

到日本战国时代，在武士阶层内部，家臣已建立起了对领主牢不可破的忠诚。武士家臣根据早在7世纪到9世纪从中国传入的儒家思想的规范，为领主效忠，得到物质利益和无形的奖赏为报酬。作为回报，这些拥有土地的家臣有义务为他们的主公尽忠，如地方领主，或者后来江户时代的将军。家臣或武士期望得到实实在在的报酬，比如土地或俸禄等。

其他人，如农民和雇农，在地方领主和军队官员的土地上耕种，以换取保护和生存权。步兵往往就从农民、雇农阶层中征召，虽然这些战士在交战中必不可少，但是他们却没有什么特权，俸给不多，社会地位低下，并很少能在武士统治阶层中获得头衔。

尽管在日本中世早期，靠自己奋斗而成功的军事人物的地位不断超过贵族，但贵族出身同样能在武士的世界中赢得一席之地。在室町时代和安土桃山时代的长年战乱中，拥有贵族血统的日本武士，往往在此间兴盛的松散地方武装部队中，被任命为军官。

然而， 16世纪末兴起的军阀领主一般出身寒微，如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等，他们取得权力是靠着出众的战略才华和军事资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信长还是秀吉，他们从未得到将军的头衔。因为长久以来，这一头衔和代表着统治不力的贵族军人联系在一起，因而有负面含义，也许部分原因是他们低微的社会地位。

在日本近世时期，一些武士享有盛名，是因为武士阶层一直在底层社会群体中具有威信。但是在德川幕府统治下250多年的和平年代中，很多日本武士面临着收入减少、官职卑微、有名无实的状况。这种情况下的武士是幸运的，因为有很多地方大名没有实权，武士被剥夺了权力，武士成为无主之将。也就是说，武士不需要再向主公尽忠，这样无主的武士不受职责约束，成为日本社会上的流浪者。这些流浪的武士没有谋生手段，往往生活窘迫也没有俸给可以依赖。还有一些武士宁愿承受被剥夺社会特权阶层的侮辱，抛弃武士传统，投身其他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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