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及中国的绘画艺术，张大千一定是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他是现代著名的泼墨画家，有着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传奇画工，他将山水、色彩与墨笔艺术巧妙地加以融合，开创了一番独具匠心的艺术风格，对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然而，万物皆有两面性而言，人亦是如此。从绘画艺术的成就来看，张大千属实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但从文物探寻的角度着眼，他却是一个不算完全彻底的“罪人”。为了促进自身对绘画事业的深入研究他不惜对文物加以破坏，也正是因此，他受到了后世人们的纷纷指责，更是有人对于其人其画产生了深深的质疑。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上个世纪，看看那些年关于敦煌壁画我们所不了解的那些事。

来敦煌的初步缘由

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敦煌莫高窟出于初步发现阶段，那时的文物学者与艺术家们还很少有人前来考察。这一消息被张大千得知后，瞬间眼前一亮，他试图通过对敦煌壁画的临摹与勘察，完善中国文人画的研究，从而促进中国绘画事业的再发展。在这种目的的驱使下，他带着妻子杨婉君、儿子张心智于1941年5月抵达敦煌，开始了他漫长的探寻之路。

在洞窟中的种种行径

面对着丰富的壁画素材，张大千一时兴起，开始疯狂地对壁画加以描摹。起初的描摹只是停留在表面的发掘阶段，然而随着临摹的不断深入，一些多层壁画逐渐受到了张大千的格外关注。他对这些壁画的表层进行铲除、令其层次分离，这样一来，深层的壁画虽得到较好的还原与再现，而表层的却是彻底丢失了，整个敦煌壁画的完整性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然而，张大千的作为还远不仅如此，在剥离壁画的同时，他还在原有壁画上进行题词题作，其中有很多还加上了自己的署名，这些名字大多在他临走之前被人为刮去了，倒真是颇有一种销毁罪证的感觉。

除此之外，他还在壁画上留下了很多无关紧要的语句，类似于“辛巳十月二十四日午后忽降大雪时正临写净土变也”这般的言语可谓是十分常见。这种在文物上随便书写繁琐生活小事的行为，无异于把这壁画当成了自己日常的记事本了，难免有失妥当的。如此看来，若是张大千剥离壁画层次之行径尚有为文人画研究服务来作为借口，那么这种随便题词题名的作为一定摆脱不了自私的嫌疑，甚至可以说是置国家之宝贵文化资源而不顾了。

文物破坏所带来的影响

当然，张大千的种种行为很快就遭到了舆论的谴责，在以向达刚为首的专业考古团队到达敦煌后，立刻发现了张大千的这种有失分寸的作为。向达刚顿时心生恼火，公开在《大公报》上发表了《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它连带的几个问题》一文，其中研究为次要，主要目的是反映“几个问题”中张大千的刻意损坏行为，对这种不得体的做法进行了大肆批判。当然为了避免社会舆论攻击所造成的恐慌，傅斯年对其文进行大量的删改，最终出版的文章中展露的都是一些极其轻微的言辞。

尽管如此，张大千的行为还是遭到了社会的一致苛责，在广大文物学家与考古工作者的强烈建议下，张大千及其家属于1943年4月22日被遣送离开。在回去的路途中，他对自己的种种作为并无忏悔，他毫不反思，也绝不悔过，还直言文物学家们不懂得何为“保护”，声称自己才是真正的保护敦煌壁画，还多次刻意强调自己对文人画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对于他的这种言辞，自然是无人理睬的，当然，由于当时并没有明确的文物保护法的条令，国家对于他的这种行为也没有进行惩戒，但这种遣送的结果已然是表明了一种对文物保护的立场。

如今我们再来看，张大千的种种行为与言论，或许其中有一定的正确性，至少他的确促进了文人画的再生与创造，也推动了中国绘画事业的进步与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在敦煌所待的两年八个月的时间里，对敦煌壁画造成了极大的摧残与损坏，这种行为无疑是有违道义之举，若是放到今天，甚至可以将其看作是对文物保护法的不敬与亵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