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的玩法，要麼獨裁要麼制衡，其他各種玩法都可以算作這兩大類的不同體現。比如我們會發現東漢時期有很多小皇帝，卻依然傳承了好幾代，但曹魏就出現了一個小皇帝，便灰飛煙滅了。

看似相近的表面，內部卻有着天差地別的權力結構，這也是導致結果不同的根本原因。下面船伕就先從權力的兩種模式談起，來解讀導致兩種不同結果的根本原因。

獨裁模式：高效高風險

中國幾千年的王朝更迭，爲後人演繹了權力的各種算計和玩法，歸納起來，大致可以分爲兩類，一類是徹徹底底的獨裁，將一個王朝的權力牢牢掌握在手中，真正做到萬人之上，一言九鼎。

這樣做的好處是不必擔心權力的反叛，也無需操心下屬間的彼此制衡，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小情都由一人決斷，國家機器也會變得十分高效不拖沓。

這其中的典型代表便是秦始皇，在他的帶領下，秦朝不但一統了中原六國，還北上抵禦住了匈奴的侵襲，南下一統了荒蠻的嶺南地區，開鑿運河（靈渠），建設直道。就像賈誼在《過秦論》中描述的那樣：

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

他只用了十幾年的時間，便完成了後是帝王，甚至數代帝王窮盡一生，也做不到的豐功偉業。但這樣的獨裁風險也很大，一旦自己出了閃失，國家機器就可能瞬間停擺，原本以皇帝以人爲中心的權力中心會瞬間失衡，總之獨裁是一種收益很高，但風險也很大的方式。

制衡模式：低效的風險

與權力的獨裁模式相對應的是權力的制衡模式，皇帝會將原本屬於自己一人的權力逐漸下放給多個人，並通過彼此間權力的比例，產生一種制衡作用。

爲了方便大家理解，我們可以將一個王朝的權力結構比作一家股份公司，才王朝初創階段，開國皇帝往往是絕對控股，隨着公司發展，以及接班人交接，權力便會逐漸分散出去。

權力的分散是一門高難度的遊戲，稍有不慎就容易玩火自焚，所以皇帝們一般會在權力交接之前，選擇兩股以上的勢力進行培養，好爲下一任皇帝創造成長的空間和時間。這樣就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一家獨大的局面發生，同時如果這幾股勢力間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就更好不過了，權力之間的制衡就很容易形成了。

在這種制衡模式下，皇帝從原先的獨裁者搖身一變成爲了權力場的裁判員，往往是幾股勢力鬥得不可開交，甚至兩敗俱傷的時候，皇帝纔會出面調停，並做出有利於自己的最終判決。雖然這種模式會因爲不同勢力間的內耗而導致低效，但同時也保證了權力交接時的一個較爲穩定的局面。

東漢時期的穩定鐵三角

東漢時期，老皇帝的權力一般會逐漸過渡給母親子貴的外戚勢力，以及與皇帝最親近的宦官勢力。與此同時，朝廷中的世家大族也會在暗中積累聲望，舉薦門生，豐滿自己的羽翼。時間來到東漢末年，此時權力已經逐漸被一分爲三，外戚、宦官和世家大族三方三足鼎立，他們都掌握了很大一部分權力，但都無法做到絕對控股。

此時的皇帝雖然有一些被架空的嫌疑，但年幼的皇帝一旦長大，外戚和宦官都會受到很大的制約。因爲皇權在某種程度上是外戚和宦官權力合法性的保證，所以即使外戚和宦官鬧出各種矛盾，但在保皇這一點上是空前一致的。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即使世家大族有不臣之心，也很難抗衡宦官與外戚的聯手絞殺。這就是爲什麼東漢末年出現多個小皇帝，依舊可以延續許多年的原因。

但這個權力平衡在公元189年被徹底打破，現實作爲外戚勢力的代表大將軍何進被宦官誅殺，緊接着袁紹等人又帶兵學習了帝都的宦官勢力。外戚和宦官二股勢力經此一役元氣大傷，再也無法與世家大族抗衡，留下的小皇帝也成了徹徹底底的孤家寡人，只能任由世家大族做大做強，徹底脫離制衡。

明白了這個關係，我們便會理解爲何袁紹總是不嫌事大的挑撥宦官與外戚之間的矛盾，因爲袁紹背後代表的是世家大族，只有外戚和宦官相鬥起來，他們纔有機會不斷做大做強。至於爲何只有曹操真心想打董卓救皇帝，一部分原因便是曹操的背後是東漢的宦官勢力，所以依舊殘留着對皇權的依附心理。

在東漢末年到三國這個階段，外戚和宦官再未成長起來，反而世家大族在期間進一步壯大，到了曹魏時期，以司馬家爲代表的世家大族已經基本完成了絕對控股，所以小皇帝便徹徹底底成了傀儡。

獨裁也好，制衡也罷，其實都是權力遊戲的不同玩法，不論身在其中，還是置身其外，都不要被所謂的外在表象所迷惑了，萬變不離其宗，變化再多也脫離不了本質。

船伕

2020.5.13（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