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中国应该是世界上最热衷于读书的国家。同时也是最热衷于考试的国家。如果要说封建社会最为公平方式，那么非科举制度不可。

从隋朝开始，中国的科举制度真正意义上进行普及。普通大众有了迈进官场的通道。在此之前，读书只是存在于贵族和地主富裕家庭。科举制度的产生，进一步衍生了新的群体——寒门学子。

因为公平，所以也是大多数人改变命运的时候。　　

中国的读书人，大多以清流，高雅，情操为标榜。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那个时候大多数人的想法。但实际上，读书永远都和权势是分不开的。

所有读书人只有一个终极目标，那就是做官。做了官，便可以飞黄腾达，家族兴旺。钱财在权力面前，都只是附属品。

唐宋元明清的官场，实际上大多数是书生的官场。而中国的官是最好做的。你不需要去研究经济发展规律，不需要去研究民生，也不需要去研读政治科目。只需要将四书五经读得滚瓜烂熟，同时提笔奉承当年科举考官的嗜好，基本上就可以做官了。做了官，只要无为而治，附庸风雅，再结识一些同僚，基本就可以稳步升官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是官场的准则。升官发财是迟早的事。　

所以说，中国的官场，其实就是一个以文为界的门派林立的权力与欲望的池子。你的飞黄腾达绝对是与你所跟的文化阶层相关。一朝天子一朝臣，皇帝的个人喜好，直接会影响高阶管理者的组成。而高阶管理直接影响中层及下层官员的发展和福利。

每次官场的更迭，实际上是文化门派之间斗争的结果。

宋朝以文为傲，官员基本上是文官出生。那时候要做官，很好，先研究科举考试的出题考官。包括家事，所学，文章，爱好等等一切。熟知考官的情况后，在考试上就有了溜须拍马的方向。自古以来，书生定律第一条，先要学会用文字去拍马屁。就连李白，当时为了求官，都写过一篇自荐的范文《与韩荆州书》。虽然文笔俱佳，但中心思想无非是歌功颂德。　

大多数文人，在没有为官之前，往往是风高傲骨。一副悲天伶人，同情劳苦大众的面貌。一旦当上了官，之前的风骨，傲气一下子就磨平了。这个时候想的是，如何选对阵营，在官场中左右逢源。而那些一直坚持傲气与风雅的官员，大多都郁郁不得志。要么就是流放，要么就是被孤立，更有甚者三餐不继。例如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这种人在我们现代来说，是雅量极高的隐士，但在那时候人的眼中，就是个白痴。

所以大家都说，中国是被这帮儒生给弄坏的。同时这也说明，无论何时，即使是大唐盛世抑或是康乾盛世，平民百姓的生活依旧艰难。而这些盛世唯一的特点在于文人的粉装修饰。　

这也是文人的另一个崇高使命，通过文字洗涤历史，将不堪的历史抛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文人大多是说一套做一套的。这边一句“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那边以五十多岁高龄娶个十八岁的二奶。在大庭广众之下，写出深情至极的“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那边八十岁娶个比自己曾孙女都小的媳妇。所以说，从古至今，最怕的始终是流氓有文化。

中国的官好做，还体现在民众的要求不高。中国人是最容易受到愚弄的，而且也最甘心低头。普通民众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在于，当统治阶级发布一个规则定义的时候，大多数民众总会千方百计为这个规定去找存在的理由。即使它根本是在扯淡。例如，统治阶级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同时又规定法不加尊。这明显是一个矛与盾之间的关系。在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斗的时候，胜利者便会拿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个理念来处置失败的一方。百姓觉得有道理。在一个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的统治阶级犯错的时候，又会拿出法不加尊的自古以来就有的道义。百姓依然觉得有道理。即使现在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一辈，对书中所写的东西都深信不疑。

这一切一切的东西，都在于官场的弱民政策。而这些都是读书人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凭空想象出来的。反正怎么说都有理。一段时间一个变化。

而国，也不是国，是少数人享乐的花园。民也不是民，是奴隶。思想也不是思想，是权力与欲望者做出的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