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皇帝，为什么要严禁读书人做这件事？

孟子见梁惠王

中国历史上，从先秦到明清，读书人参与政治的路途是越走越窄的。

春秋战国时期，民间知识分子可以通过游说诸侯而封官拜爵；即便像孔、孟那样不得重用，也多会受到统治者的礼遇。

苏秦

到大一统的秦汉时期，民间读书人参与政治的主要渠道变为“上书”。他们或向官府建言献策，或向朝廷进献歌功颂德的文字，在拍马屁的同时展示自己的才华。事实上，从汉至唐，都有无数底层知识分子怀抱梦想，通过上书毛遂自荐，求得朝廷赏识。比如东方朔以三千竹简上书汉武帝，入仕为郎官，不久就成为武帝宠臣；杜甫向唐玄宗进献《三大礼赋》，后来入朝担任了左拾遗……

东方朔竹简上书

到了宋代，科举制走向成熟，科举入仕成为读书人的唯一正途。但此时的民间上书渠道依然通畅，宋太祖还在太庙誓碑里明确宣示“不杀上书言事者”。所以宋代的上书活动一直很活跃。南宋的陈亮以布衣之身，向宋孝宗进献著名的《中兴五论》，力主北伐中原，虽未获采纳，但他因此声明远播，后来还中了状元。

宋太祖赵匡胤

随着蒙古人入主中原，读书人的地位一落千丈，别说上书求官，连正经的科举考试都近乎中断。不过，元朝史料并没有发现禁止民间上书的记载，这或与蒙古统治者对读书人的轻视有关。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明洪武年间。朱元璋针对全国生员（在校读书人）颁布“禁例”十二条，刻成卧碑，放在全国学校的大门口，其中一条特别强调：

军民一切利病，并不许生员建言。果有一切军民利病之事，许当该有司、在野贤才、有志壮士、质朴农夫、商贾技艺皆可言之，诸人毋得阻挡。惟生员不许！

就是说，对于国家政治问题，无论地方官还是农民、商人、手工业者都有发言权，唯独生员不准发言。

明太祖朱元璋

这就奇怪了。传统读书人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他们最有建言的欲望，也最有建言的能力。为什么偏偏不让他们说话呢？

其实不难理解。朱元璋是贫农出身，缺少唐宗宋祖那种雍容宽和的气度。他的治国理念始终带有浓厚的农民色彩。

他希望所有的臣民都绝对老实听话，对那些“不安分”的人深恶痛绝。在他看来，生员就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放着书不念而对社会政治说三道四，就是不安分的表现。此其一。

明朝官员

其二，也是最根本的，朱元璋害怕读书人的力量。生员上书言事，往往能代表真实民意。如果上书引起官府和朝廷重视，他就可能成为当地的意见领袖，在读书人和百姓中积聚声望，从而制衡官府、影响政策；而如果朝廷官府对其上书默而不应，则可能招致不顾民意、不能纳谏的指责。朱元璋认为这两种结果都会威胁统治的稳定，所以干脆釜底抽薪，禁止生员上书。

国子监

话虽如此，“广开言路”的牌坊还是要立的，所以不对官员和农工商禁言。因为在科举时代，读书人一旦进入官场就会被迅速体制化，不会也不敢轻易建言；农民连字都不认识，怎么建言？商贾地位卑微，一不小心就可能被打成“刁民”问罪，哪敢建言？至于“在野贤才、有志壮士”，指向模糊，基本就是说说而已。

所以，“不许生员建言”，基本等于切断了民间的言路。

明代科举看榜图

不过，这一禁令在朱元璋死后就逐渐松弛了。到明朝后期，随着朝中党争加剧，朝外的读书人以讲学之名议论时政已蔚然成风，上书言事更是屡见不鲜。虽然此类活动多与党争有关，但毕竟使上书言事的传统得以复苏。

满清入关后，清朝统治者对朱元璋的统治理念和政策极为赞赏，于是有“清承明制”之说。在对待读书人的态度上，康雍乾三朝沿用了朱元璋的高压态势，到乾隆朝更是达到了史无前例的严酷。

乾隆帝

乾隆是个极其精明的皇帝。他通过总结中国历史得出一个结论，社会上最危险的人物不是盗匪，而是科场失意的读书人。他认为读书人追求功名利禄，而一旦科举不顺，仕途无望，他们也不会善罢甘休，一定要想方设法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些人又饱读诗书，头脑聪明，具有煽动民心的能力。况且满清以“夷狄”入主中原，“反清复明”是一面天然的旗帜，很容易被有异心的文人利用。

为了打压和驯服读书人，乾隆一面大兴文字狱，一面重申朱元璋的古训：

“生员不许一言建白！”

国家政事，没有官职的读书人一个字都不许说。

满清官员

其实在登基之初，乾隆也曾摆出“广开言路”的姿态，每年都有许多民间上书呈送朝廷，乾隆也从未因此开罪于人。然而从乾隆十六年开始，皇帝一反常态，开始大开杀戒。山西一个精神不太正常的王姓书生，以祝贺皇太后生日之名，向当地官府投献了一副对联，联后还发表了一番对时政的见解。乾隆得知后，命令将此人“立毙杖下”，以儆效尤。

从那以后，因上书而获罪的民间读书人络绎不绝。其中最令人唏嘘的是广西吴英案。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的一天，广西布政使朱椿在出城游玩途中，一个颤巍巍的老头突然拦住官轿，扑通跪倒，手中高举一册文书。朱椿原以为是告状的，接过一看，封面上却写着“策书”二字。原来这是一份政策建议书，内容包括减免穷人钱粮、增设义仓赈济灾民、禁止种植烟草以利人民健康、裁减寺僧以减轻社会负担等。

这些见解虽然未见高明，但逻辑清晰，事实充分，还引用了不少详实的数据，可信度很高。换在宋代，这样的建言即便不被采纳，当权者也会为上书人的忧国忧民而感动。

然而，朱椿大人的反应不是感动，而是如临大敌。他游兴全无，立马把老人抓回府衙严加审问。老人此时已吓得半死，赶紧跪在地上，一五一十从头招来。他名叫吴英，读了一辈子书，虽然醉心功名，却只考了一个秀才。眼看自己年过六旬，体弱多病，又不甘心就这样默默死去，于是花费心血写成一纸策书，想着若能有益于社稷民生，也不枉为人一世。

虽然吴英是往“不许一言建白”的刀口上撞，但念其本心，原也罪不至死。更倒霉的是，他偏偏在策书中用了两个“弘”字，犯了乾隆“弘历”的圣讳。按当时标准，这是“大逆不道”，罪不可赦。

第二天，这桩“大案”就转给了广西巡抚姚成烈。姚放下所有公务，全力处理此案。但尽管多方株连，严刑拷打，也没审出什么“同谋”或“主使”，就是一个老秀才闭门所写，与其他人无关。

此案报到朝廷，乾隆的处理决定是：吴英判处凌迟，其兄弟子侄斩监候，家中女人及未成年者一律发配为奴。

一个忧国忧民的老秀才，就这样因一次上书而被千刀万剐，家破人亡。

吴英这样的冤案在乾隆朝还有很多。其实乾隆何尝不知道这种处理有多昧良心，但他就是要杀一儆百。他要让所以“不安分”的读书人明白：当今是太平盛世，不许心怀非议，而且政治是皇帝和官僚的事，民间读书人唯一的进身之路就是读书考科举，除此之外的任何念头都是非分之想。国家不需要任何底层社会的政治热情，只需要他们的顺服和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