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皇帝，爲什麼要嚴禁讀書人做這件事？

孟子見梁惠王

中國歷史上，從先秦到明清，讀書人蔘與政治的路途是越走越窄的。

春秋戰國時期，民間知識分子可以通過遊說諸侯而封官拜爵；即便像孔、孟那樣不得重用，也多會受到統治者的禮遇。

蘇秦

到大一統的秦漢時期，民間讀書人蔘與政治的主要渠道變爲“上書”。他們或向官府建言獻策，或向朝廷進獻歌功頌德的文字，在拍馬屁的同時展示自己的才華。事實上，從漢至唐，都有無數底層知識分子懷抱夢想，通過上書毛遂自薦，求得朝廷賞識。比如東方朔以三千竹簡上書漢武帝，入仕爲郎官，不久就成爲武帝寵臣；杜甫向唐玄宗進獻《三大禮賦》，後來入朝擔任了左拾遺……

東方朔竹簡上書

到了宋代，科舉制走向成熟，科舉入仕成爲讀書人的唯一正途。但此時的民間上書渠道依然通暢，宋太祖還在太廟誓碑裏明確宣示“不殺上書言事者”。所以宋代的上書活動一直很活躍。南宋的陳亮以布衣之身，向宋孝宗進獻著名的《中興五論》，力主北伐中原，雖未獲採納，但他因此聲明遠播，後來還中了狀元。

宋太祖趙匡胤

隨着蒙古人入主中原，讀書人的地位一落千丈，別說上書求官，連正經的科舉考試都近乎中斷。不過，元朝史料並沒有發現禁止民間上書的記載，這或與蒙古統治者對讀書人的輕視有關。

真正的轉折發生在明洪武年間。朱元璋針對全國生員（在校讀書人）頒佈“禁例”十二條，刻成臥碑，放在全國學校的大門口，其中一條特別強調：

軍民一切利病，並不許生員建言。果有一切軍民利病之事，許當該有司、在野賢才、有志壯士、質樸農夫、商賈技藝皆可言之，諸人毋得阻擋。惟生員不許！

就是說，對於國家政治問題，無論地方官還是農民、商人、手工業者都有發言權，唯獨生員不準發言。

明太祖朱元璋

這就奇怪了。傳統讀書人是“以天下爲己任”的，他們最有建言的慾望，也最有建言的能力。爲什麼偏偏不讓他們說話呢？

其實不難理解。朱元璋是貧農出身，缺少唐宗宋祖那種雍容寬和的氣度。他的治國理念始終帶有濃厚的農民色彩。

他希望所有的臣民都絕對老實聽話，對那些“不安分”的人深惡痛絕。在他看來，生員就該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放着書不念而對社會政治說三道四，就是不安分的表現。此其一。

明朝官員

其二，也是最根本的，朱元璋害怕讀書人的力量。生員上書言事，往往能代表真實民意。如果上書引起官府和朝廷重視，他就可能成爲當地的意見領袖，在讀書人和百姓中積聚聲望，從而制衡官府、影響政策；而如果朝廷官府對其上書默而不應，則可能招致不顧民意、不能納諫的指責。朱元璋認爲這兩種結果都會威脅統治的穩定，所以乾脆釜底抽薪，禁止生員上書。

國子監

話雖如此，“廣開言路”的牌坊還是要立的，所以不對官員和農工商禁言。因爲在科舉時代，讀書人一旦進入官場就會被迅速體制化，不會也不敢輕易建言；農民連字都不認識，怎麼建言？商賈地位卑微，一不小心就可能被打成“刁民”問罪，哪敢建言？至於“在野賢才、有志壯士”，指向模糊，基本就是說說而已。

所以，“不許生員建言”，基本等於切斷了民間的言路。

明代科舉看榜圖

不過，這一禁令在朱元璋死後就逐漸鬆弛了。到明朝後期，隨着朝中黨爭加劇，朝外的讀書人以講學之名議論時政已蔚然成風，上書言事更是屢見不鮮。雖然此類活動多與黨爭有關，但畢竟使上書言事的傳統得以復甦。

滿清入關後，清朝統治者對朱元璋的統治理念和政策極爲讚賞，於是有“清承明制”之說。在對待讀書人的態度上，康雍乾三朝沿用了朱元璋的高壓態勢，到乾隆朝更是達到了史無前例的嚴酷。

乾隆帝

乾隆是個極其精明的皇帝。他通過總結中國歷史得出一個結論，社會上最危險的人物不是盜匪，而是科場失意的讀書人。他認爲讀書人追求功名利祿，而一旦科舉不順，仕途無望，他們也不會善罷甘休，一定要想方設法改變自己的命運。這些人又飽讀詩書，頭腦聰明，具有煽動民心的能力。況且滿清以“夷狄”入主中原，“反清復明”是一面天然的旗幟，很容易被有異心的文人利用。

爲了打壓和馴服讀書人，乾隆一面大興文字獄，一面重申朱元璋的古訓：

“生員不許一言建白！”

國家政事，沒有官職的讀書人一個字都不許說。

滿清官員

其實在登基之初，乾隆也曾擺出“廣開言路”的姿態，每年都有許多民間上書呈送朝廷，乾隆也從未因此開罪於人。然而從乾隆十六年開始，皇帝一反常態，開始大開殺戒。山西一個精神不太正常的王姓書生，以祝賀皇太后生日之名，向當地官府投獻了一副對聯，聯後還發表了一番對時政的見解。乾隆得知後，命令將此人“立斃杖下”，以儆效尤。

從那以後，因上書而獲罪的民間讀書人絡繹不絕。其中最令人唏噓的是廣西吳英案。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的一天，廣西布政使朱椿在出城遊玩途中，一個顫巍巍的老頭突然攔住官轎，撲通跪倒，手中高舉一冊文書。朱椿原以爲是告狀的，接過一看，封面上卻寫着“策書”二字。原來這是一份政策建議書，內容包括減免窮人錢糧、增設義倉賑濟災民、禁止種植菸草以利人民健康、裁減寺僧以減輕社會負擔等。

這些見解雖然未見高明，但邏輯清晰，事實充分，還引用了不少詳實的數據，可信度很高。換在宋代，這樣的建言即便不被採納，當權者也會爲上書人的憂國憂民而感動。

然而，朱椿大人的反應不是感動，而是如臨大敵。他遊興全無，立馬把老人抓回府衙嚴加審問。老人此時已嚇得半死，趕緊跪在地上，一五一十從頭招來。他名叫吳英，讀了一輩子書，雖然醉心功名，卻只考了一個秀才。眼看自己年過六旬，體弱多病，又不甘心就這樣默默死去，於是花費心血寫成一紙策書，想着若能有益於社稷民生，也不枉爲人一世。

雖然吳英是往“不許一言建白”的刀口上撞，但念其本心，原也罪不至死。更倒黴的是，他偏偏在策書中用了兩個“弘”字，犯了乾隆“弘曆”的聖諱。按當時標準，這是“大逆不道”，罪不可赦。

第二天，這樁“大案”就轉給了廣西巡撫姚成烈。姚放下所有公務，全力處理此案。但儘管多方株連，嚴刑拷打，也沒審出什麼“同謀”或“主使”，就是一個老秀才閉門所寫，與其他人無關。

此案報到朝廷，乾隆的處理決定是：吳英判處凌遲，其兄弟子侄斬監候，家中女人及未成年者一律發配爲奴。

一個憂國憂民的老秀才，就這樣因一次上書而被千刀萬剮，家破人亡。

吳英這樣的冤案在乾隆朝還有很多。其實乾隆何嘗不知道這種處理有多昧良心，但他就是要殺一儆百。他要讓所以“不安分”的讀書人明白：當今是太平盛世，不許心懷非議，而且政治是皇帝和官僚的事，民間讀書人唯一的進身之路就是讀書考科舉，除此之外的任何念頭都是非分之想。國家不需要任何底層社會的政治熱情，只需要他們的順服和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