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言共治天下从真诚到治世，仁宗赋予“台谏”官员们的理性生长

引言：

宋仁宗的第一任皇后“郭氏”是他所不喜的，郭皇后对于仁宗早期的生活，无疑是刘后摄政下的一种监视手段。新剧《清平乐》中，宋仁宗就“废郭后”一事，召集言官与朝内大臣辩论并拿出结果，虽然后来台谏官员们败给了吕夷简等人，可这件事件的真实层面上，也可令人发现宋仁宗对言官态度的重视和依赖。恰好明道二年后，是北宋台谏官员地位达到最高之时，台谏官员是一个秉性相近的“君子”团队，他们刚正不阿，挽救积弱的北宋，以至于后来，他们能够实现“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美名，为言官的历史画上厚重的一笔。真理的觉醒，仁宗能力的补充（一）

“言官”自古以来都是风险较高的官员群体，他们的存在往往都代表着统治者失当的一面被揭露。但由于他们本性的“直率”，言官们愿意承担风险，冒死进谏。北宋早期的言官发展是坎坷的，这是皇帝的执政基因和外部条件所导致，正如《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所言：“谏官废职，制诏有所未当，给事中不敢封还驳正”。因此言官真正发挥作用，更多还是在于宋真宗后期病重的阶段，刘后摄政，皇帝便分权给“士大夫”，“台谏”们制衡后宫和相权。

从官员风格上来说，寇准可以说是谏官们的楷模，在真宗后期，刘娥权柄持续加重，宰相寇准时常大骂皇后刘娥，毫不忌讳，随着时间的推移，范仲淹、曹修古之辈更是要求刘娥“还政”，因此，这个时期的言官已经成长为“自觉进谏”，甚至干政的地步，所幸，仁宗时代的谏官，几乎品性都是一等一的君子人物，谏言不为私欲，仅是为了自己心中的“仁义道理”。那么在刘娥去世后，仁宗大权回归自己手上，在对待“御史台”还有“谏院”两个言官机构的态度上，就是以大力扶持为主。宋仁宗为君风范更似唐太宗，愿意纳谏，虽然宋仁宗没有唐太宗的雄才伟略，但也正因为他能力的不足，仁宗懂得“放权”给这群心中信奉“家国真理”的言官们。明道年间，是谏官正式迈过“实习期”，成为宋仁宗治理国家的重要辅助力量，这其中也有许多崭新的血液，成为后来的“宰相”以及各职的核心官员，例如庆历新政的首领范仲淹，又例如数朝臣子的文彦博、韩琦等。

那么以此来看，“台谏”群体在仁宗时代进入黄金期，从“废郭后”一事，再到后来的“争水洛城”一事，台谏逐渐成为相权的制衡者，台谏群体更有利于仁宗发现真理，这是宋代帝皇向往“道理”大于“心情”的一次觉醒，也被后世人称仁宗朝有着“三权分立”的雏形。因此《邵氏闻见录》有言：“仁宗以微物赐僧，尚畏言者，此所以致太平也”。宋仁宗自己扶持起的言官群体，即是他能力的补充，也是他为自己“三省己身”的镜台，这成为他“仁政”的核心，颇有唐太宗“以人为镜”之风采。“台谏”自北宋太祖到仁宗的发展过程

台谏，顾名思义是“御史台”和“谏院”的合称，其代表了检察官和言官的共同职能。北宋早期谏院还是未存在的，加上对外战争，皇帝对官员的倾向，文官言官往往都是空壳摆设，例如《宋史》中，在建隆年至景德年，武官的出场率远远高于文官，文官时代地位处于缓慢生长。

一、太祖、太宗时期：御史台

太祖时代的言官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这根源在于赵匡胤的武将出身以及对文人抱有一贯的“轻视”心态，所以御史台的言官甚少干政，也没有空档插手。到了宋太宗时期，才开始重视言官的地位，这和宋太宗建立自己的政治力量有关，与加大科举的录取有着相关联的政治作用。如《玉壶清话》所述：“太宗推敦台宪，动畏弹奏”。说明了在统治者眼中，言官不再是摆设，但言官在这个时期的总体地位依旧不高，根源还是在对辽战争的连续不断，言官也根本不可能用字用句去左右两国战争或者监查武将。所以宋太祖，宋太宗时期，言官正是缓慢地成长着，等待着“重文抑武”真正的到来。

二、真宗时期：谏院出现

宋真宗天禧元年，在原本“宪台”（御史台）的基础上，宋真宗设立谏院，以给“直言、正言”的言官赋予存在地位，这是“台谏”的最早形态。宋真宗在建立谏院之时，身体已经每况愈下，朝内权相纵横，后宫刘娥又欲重塑“二圣”之风，年幼的宋仁宗未来权力交接成为隐患。所以谏院是“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一次进步，也是宋真宗为了制衡各方权利的无奈之举，但这个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谏官之风的兴起，从最早寇准的耿直，再到后来范仲淹等人请求刘后的还政，的确顺利让仁宗完成了权力的交接。

三、以“台谏”为朝廷的根基

宋仁宗时代的“台谏”开始出现了多元化的发展，例如范仲淹和韩琦，他们最早是谏官出身，到了后来，还成为了北宋对抗西夏的主要军事领导，这就说明了宋仁宗对于谏官的看重更大于单纯的宰相职位，不论是国内的武官，还是宰执，宋仁宗都把“台谏”当成政治发芽的培养池，因此台谏地位和发展到了宋仁宗时期达到极致，而北宋中后期耳熟能详的朝廷重臣，几乎都是宋仁宗时期进入“台谏机制”镀金的官员。所以南宋吕中的《大事记》所说：“台谏之职，在国初则轻，在仁宗之时则重；在国初则为具员，在仁宗之时则为振职”，是有着很贴切的时代特征的。全方位监查，专政的终结者（二）

“台谏”的顶峰效果是相权的忌惮，朝廷内部乱象的终结。仁宗朝的谏官们可谓是前赴后继，因为皇帝的看重，他们不惧怕利益团体的威慑，反而主动出击。正如《宋史》所言：“纠察官邪，肃正纲纪。大事则廷辨，小事则奏弹”。

如庆历年间，以欧阳修和有着“第一谏臣”之称的蔡襄等人进谏弹劾当时的参知政事王举正，导致王举正被罢相外放，由此可见，谏官们的力量已经不仅仅是点醒皇帝，而是可以干涉重大的政治事件了，但所幸的是，正义是站在欧阳修一方，罢王举正并非是意气用事。那么除了宰执之外，重要官员也难以逃过谏臣们的监察并且随之弹劾，如庆历年间，包拯弹劾当时的“江南西路转运使”王逵，称其“不顾条例，苛政暴敛，全无畏惮”，又如皇祐三年，包拯带头弹劾当时的张贵妃的族伯张尧佐，因为他借助皇戚的身份迅速升迁，但实际德不配位，因此不仅没有迎来百官的讨好，反而在弹劾之风，台谏之风盛行之下，被“庆历士风”养出的一大批正义官员连续攻击。所以仁宗朝的谏官是难得的，到了后来，仁宗朝以包拯、欧阳修为首的谏官们，弹劾的官员，从中书门下到各部或基层官员不等。可见监察范围之广，仁宗所鼓励的“台谏”风潮之旺盛。

对于官员是弹劾，那么对于皇帝则是“谏言”，实际意义和弹劾无差。仁宗谏官，说起道理来，连皇帝也是不放过，如著名的“包拯三谏仁宗”，其中就是以“张尧佐”一事不断进谏仁宗，指出张尧佐德不配位的问题，到了后来，宋仁宗都没有办法反驳，只能顺了包拯的意思，降低张尧佐的职位。这并不是指宋仁宗忌惮言官，反而其自身更愿意被言官所管制，由此一来，便可自律己身。

台谏盛行的政治根源

一、台谏官员品性正直不已

台谏的群体在宋仁宗时期便是正义的化身，他们难得“为公理而发声”，于是便不惧奸邪小人。如包拯之流，对于不当之事毫不避讳，更是迎难而上，从官员到皇帝，他只说道理，不看身份。出了包拯之外，范仲淹，欧阳修，蔡襄等人更是如此，他们之所以走上前台，就是因为这种刚正不阿的品性被仁宗所看重，也因为这种风气的“被支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正义”而不是“利益”，于是宋仁宗时代，才得以有着如此流行的台谏之事。

二、宋仁宗的支持和自律

仁宗作为台谏之风的发动者，既是规则的制定者，也是规则的遵守者。仁宗对于一些被罢免的官员的态度是非常友善的，即便是短期内罢免了，过了不久又会重新任用，因此谏官们并没有生命安全的问题，可以放心地说。而且皇帝也同样是谏官们可以管理的对象，如当年谏官王素在宋仁宗欲新纳妃一事上讲道理指责他，令宋仁宗哭着不敢再起纳妾的念头。而包拯三谏仁宗对于张尧佐一事也是同理，本质是宋仁宗配合谏官，严于律己的表现，正因“上梁”之正，台谏之风才得以“有效管理”每一个官员。

北宋的方向盘：成长后的谏官们（三）

“台谏”们最风光莫过于庆历年，但最难过也同样在庆历年，庆历新政，是台谏们从说到做的一系列转变。早在庆历新政之前，以范仲淹和韩琦为主的“谏官”完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工作转变”。他们不再是单纯只会说说的“言官”，范仲淹和韩琦在西北防御期间，正式成长为“心系天下，略懂人间”的宰相级人物。

于是后来庆历新政，便是他们眼光升级后的一次尝试，是站在谏官角度，以擅长挑错的能力，改革北宋朝廷的问题，不得不说的是，宋仁宗朝的谏官们，慢慢变得不再简单，他们并不是一味地指责，或用“空洞”的道德束缚他人行事，而是开始懂得行正事。虽然后来庆历新政失败，输给了守旧势力，但不可否认的是，成长了的谏官们，正式成为了北宋朝廷的方向盘，他们即便推出了主政的舞台，在后来的时间里，仍牵引着百官前进，不偏不倚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