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言共治天下從真誠到治世，仁宗賦予“臺諫”官員們的理性生長

引言：

宋仁宗的第一任皇后“郭氏”是他所不喜的，郭皇后對於仁宗早期的生活，無疑是劉後攝政下的一種監視手段。新劇《清平樂》中，宋仁宗就“廢郭後”一事，召集言官與朝內大臣辯論並拿出結果，雖然後來臺諫官員們敗給了呂夷簡等人，可這件事件的真實層面上，也可令人發現宋仁宗對言官態度的重視和依賴。恰好明道二年後，是北宋臺諫官員地位達到最高之時，臺諫官員是一個秉性相近的“君子”團隊，他們剛正不阿，挽救積弱的北宋，以至於後來，他們能夠實現“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美名，爲言官的歷史畫上厚重的一筆。真理的覺醒，仁宗能力的補充（一）

“言官”自古以來都是風險較高的官員羣體，他們的存在往往都代表着統治者失當的一面被揭露。但由於他們本性的“直率”，言官們願意承擔風險，冒死進諫。北宋早期的言官發展是坎坷的，這是皇帝的執政基因和外部條件所導致，正如《續資治通鑑長編》中所言：“諫官廢職，制詔有所未當，給事中不敢封還駁正”。因此言官真正發揮作用，更多還是在於宋真宗後期病重的階段，劉後攝政，皇帝便分權給“士大夫”，“臺諫”們制衡後宮和相權。

從官員風格上來說，寇準可以說是諫官們的楷模，在真宗後期，劉娥權柄持續加重，宰相寇準時常大罵皇后劉娥，毫不忌諱，隨着時間的推移，范仲淹、曹修古之輩更是要求劉娥“還政”，因此，這個時期的言官已經成長爲“自覺進諫”，甚至干政的地步，所幸，仁宗時代的諫官，幾乎品性都是一等一的君子人物，諫言不爲私慾，僅是爲了自己心中的“仁義道理”。那麼在劉娥去世後，仁宗大權迴歸自己手上，在對待“御史臺”還有“諫院”兩個言官機構的態度上，就是以大力扶持爲主。宋仁宗爲君風範更似唐太宗，願意納諫，雖然宋仁宗沒有唐太宗的雄才偉略，但也正因爲他能力的不足，仁宗懂得“放權”給這羣心中信奉“家國真理”的言官們。明道年間，是諫官正式邁過“實習期”，成爲宋仁宗治理國家的重要輔助力量，這其中也有許多嶄新的血液，成爲後來的“宰相”以及各職的核心官員，例如慶曆新政的首領范仲淹，又例如數朝臣子的文彥博、韓琦等。

那麼以此來看，“臺諫”羣體在仁宗時代進入黃金期，從“廢郭後”一事，再到後來的“爭水洛城”一事，臺諫逐漸成爲相權的制衡者，臺諫羣體更有利於仁宗發現真理，這是宋代帝皇嚮往“道理”大於“心情”的一次覺醒，也被後世人稱仁宗朝有着“三權分立”的雛形。因此《邵氏聞見錄》有言：“仁宗以微物賜僧，尚畏言者，此所以致太平也”。宋仁宗自己扶持起的言官羣體，即是他能力的補充，也是他爲自己“三省己身”的鏡臺，這成爲他“仁政”的核心，頗有唐太宗“以人爲鏡”之風采。“臺諫”自北宋太祖到仁宗的發展過程

臺諫，顧名思義是“御史臺”和“諫院”的合稱，其代表了檢察官和言官的共同職能。北宋早期諫院還是未存在的，加上對外戰爭，皇帝對官員的傾向，文官言官往往都是空殼擺設，例如《宋史》中，在建隆年至景德年，武官的出場率遠遠高於文官，文官時代地位處於緩慢生長。

一、太祖、太宗時期：御史臺

太祖時代的言官幾乎沒有什麼存在感，這根源在於趙匡胤的武將出身以及對文人抱有一貫的“輕視”心態，所以御史臺的言官甚少干政，也沒有空檔插手。到了宋太宗時期，纔開始重視言官的地位，這和宋太宗建立自己的政治力量有關，與加大科舉的錄取有着相關聯的政治作用。如《玉壺清話》所述：“太宗推敦臺憲，動畏彈奏”。說明了在統治者眼中，言官不再是擺設，但言官在這個時期的總體地位依舊不高，根源還是在對遼戰爭的連續不斷，言官也根本不可能用字用句去左右兩國戰爭或者監查武將。所以宋太祖，宋太宗時期，言官正是緩慢地成長着，等待着“重文抑武”真正的到來。

二、真宗時期：諫院出現

宋真宗天禧元年，在原本“憲臺”（御史臺）的基礎上，宋真宗設立諫院，以給“直言、正言”的言官賦予存在地位，這是“臺諫”的最早形態。宋真宗在建立諫院之時，身體已經每況愈下，朝內權相縱橫，後宮劉娥又欲重塑“二聖”之風，年幼的宋仁宗未來權力交接成爲隱患。所以諫院是“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一次進步，也是宋真宗爲了制衡各方權利的無奈之舉，但這個過程中起到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因爲諫官之風的興起，從最早寇準的耿直，再到後來范仲淹等人請求劉後的還政，的確順利讓仁宗完成了權力的交接。

三、以“臺諫”爲朝廷的根基

宋仁宗時代的“臺諫”開始出現了多元化的發展，例如范仲淹和韓琦，他們最早是諫官出身，到了後來，還成爲了北宋對抗西夏的主要軍事領導，這就說明了宋仁宗對於諫官的看重更大於單純的宰相職位，不論是國內的武官，還是宰執，宋仁宗都把“臺諫”當成政治發芽的培養池，因此臺諫地位和發展到了宋仁宗時期達到極致，而北宋中後期耳熟能詳的朝廷重臣，幾乎都是宋仁宗時期進入“臺諫機制”鍍金的官員。所以南宋呂中的《大事記》所說：“臺諫之職，在國初則輕，在仁宗之時則重；在國初則爲具員，在仁宗之時則爲振職”，是有着很貼切的時代特徵的。全方位監查，專政的終結者（二）

“臺諫”的頂峯效果是相權的忌憚，朝廷內部亂象的終結。仁宗朝的諫官們可謂是前赴後繼，因爲皇帝的看重，他們不懼怕利益團體的威懾，反而主動出擊。正如《宋史》所言：“糾察官邪，肅正綱紀。大事則廷辨，小事則奏彈”。

如慶曆年間，以歐陽修和有着“第一諫臣”之稱的蔡襄等人進諫彈劾當時的參知政事王舉正，導致王舉正被罷相外放，由此可見，諫官們的力量已經不僅僅是點醒皇帝，而是可以干涉重大的政治事件了，但所幸的是，正義是站在歐陽修一方，罷王舉正並非是意氣用事。那麼除了宰執之外，重要官員也難以逃過諫臣們的監察並且隨之彈劾，如慶曆年間，包拯彈劾當時的“江南西路轉運使”王逵，稱其“不顧條例，苛政暴斂，全無畏憚”，又如皇祐三年，包拯帶頭彈劾當時的張貴妃的族伯張堯佐，因爲他藉助皇戚的身份迅速升遷，但實際德不配位，因此不僅沒有迎來百官的討好，反而在彈劾之風，臺諫之風盛行之下，被“慶曆士風”養出的一大批正義官員連續攻擊。所以仁宗朝的諫官是難得的，到了後來，仁宗朝以包拯、歐陽修爲首的諫官們，彈劾的官員，從中書門下到各部或基層官員不等。可見監察範圍之廣，仁宗所鼓勵的“臺諫”風潮之旺盛。

對於官員是彈劾，那麼對於皇帝則是“諫言”，實際意義和彈劾無差。仁宗諫官，說起道理來，連皇帝也是不放過，如著名的“包拯三諫仁宗”，其中就是以“張堯佐”一事不斷進諫仁宗，指出張堯佐德不配位的問題，到了後來，宋仁宗都沒有辦法反駁，只能順了包拯的意思，降低張堯佐的職位。這並不是指宋仁宗忌憚言官，反而其自身更願意被言官所管制，由此一來，便可自律己身。

臺諫盛行的政治根源

一、臺諫官員品性正直不已

臺諫的羣體在宋仁宗時期便是正義的化身，他們難得“爲公理而發聲”，於是便不懼奸邪小人。如包拯之流，對於不當之事毫不避諱，更是迎難而上，從官員到皇帝，他只說道理，不看身份。出了包拯之外，范仲淹，歐陽修，蔡襄等人更是如此，他們之所以走上前臺，就是因爲這種剛正不阿的品性被仁宗所看重，也因爲這種風氣的“被支持”，越來越多的人選擇“正義”而不是“利益”，於是宋仁宗時代，才得以有着如此流行的臺諫之事。

二、宋仁宗的支持和自律

仁宗作爲臺諫之風的發動者，既是規則的制定者，也是規則的遵守者。仁宗對於一些被罷免的官員的態度是非常友善的，即便是短期內罷免了，過了不久又會重新任用，因此諫官們並沒有生命安全的問題，可以放心地說。而且皇帝也同樣是諫官們可以管理的對象，如當年諫官王素在宋仁宗欲新納妃一事上講道理指責他，令宋仁宗哭着不敢再起納妾的念頭。而包拯三諫仁宗對於張堯佐一事也是同理，本質是宋仁宗配合諫官，嚴於律己的表現，正因“上樑”之正，臺諫之風才得以“有效管理”每一個官員。

北宋的方向盤：成長後的諫官們（三）

“臺諫”們最風光莫過於慶曆年，但最難過也同樣在慶曆年，慶曆新政，是臺諫們從說到做的一系列轉變。早在慶曆新政之前，以范仲淹和韓琦爲主的“諫官”完成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工作轉變”。他們不再是單純只會說說的“言官”，范仲淹和韓琦在西北防禦期間，正式成長爲“心繫天下，略懂人間”的宰相級人物。

於是後來慶曆新政，便是他們眼光升級後的一次嘗試，是站在諫官角度，以擅長挑錯的能力，改革北宋朝廷的問題，不得不說的是，宋仁宗朝的諫官們，慢慢變得不再簡單，他們並不是一味地指責，或用“空洞”的道德束縛他人行事，而是開始懂得行正事。雖然後來慶曆新政失敗，輸給了守舊勢力，但不可否認的是，成長了的諫官們，正式成爲了北宋朝廷的方向盤，他們即便推出了主政的舞臺，在後來的時間裏，仍牽引着百官前進，不偏不倚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