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五年（1866年），由于亲家左宗棠的和督抚不和，署理广东巡抚两年多的郭嵩焘黯然辞职。

让郭嵩焘尤感伤心的，是左宗棠在他辞职后还给自己来信，措辞伤人。

信里说，“阁下力图振作，而才不副其志”，“于不佞生平志行若无所窥，而但以强目之，何其不达之甚也”。

就郭嵩焘而言，自己与左宗棠既是同乡又是姻亲，更曾在其尚未发迹时大力举荐及维护，有恩于左。左宗棠的举动，在郭嵩焘看来不啻于反戈一击，他既不能接受左对自己“微近迂琐，咎由自取”的评价，更不能原谅左对自己的查办与弹劾，因此与其绝交成为必然。

于是，从同治五年到光绪八年，两人有整整十六年的时间未曾通信，更不曾见面。

即使断交，郭嵩焘仍旧忿忿不平，经常向两人的知交故旧提及。其中，曾国藩既有德望，又是湘人，还是两人共同友人。为了控诉，郭嵩焘给曾国藩写了封信，解释了一番事情始末。信是站在郭嵩焘自身角度，对自己颇多标榜，对左宗棠当然大加贬损。郭嵩焘寄望于曾国藩来做仲裁，为他背书。

并且，郭嵩焘还在信中搬弄口舌，说左宗棠在军营里每天至少骂曾国藩两次，这更有点气急败坏的小人嘴脸。

退庵言在营两食，与左君同席，未尝一饭忘公，动至狂诟……左君之诟曾公，以怨报德，我则直讨有罪耳！

实事求是地说，左宗棠对郭嵩焘的评价和参劾是有据可依的。郭嵩焘署理广东两年多，粤省毫无起色，又无法处理好与两广总督关系，多授人以口实。以郭的才干，更适合求学论道而不是博取世俗功名，督抚之职并不适合他，平安卸任对他反而是更好选择。

曾国藩和郭嵩焘是老友也是亲家，对他也非常了解。早在道光二十五年，曾国藩就看出郭嵩焘无办事之才干而长于求道论学，他曾为郭作《送郭筠仙南归序》，就在其中提出自己的诤言，希望郭做个知识分子。

结果不幸被曾国藩言中，郭嵩焘甫一得志即告受挫。如今却又来信诉冤，曾国藩要如何应对？

以骂止骂，未为善法。曾国藩并不以郭嵩焘的弄舌而愤然，他回信表态：

左公之朝夕诟詈鄙人，盖亦粗闻一二。然使朝夕以诟詈答之，则素拙于口而钝于辩，终亦处于不胜之势。故以不诟不詈不见不闻不生不灭之法处之，其不胜也终同，而平日则心差闲而口差逸耳。

曾国藩以柔道手法泰然处之，于大关节处一丝不苟，细枝末节则一笑置之，手段可称高明。

他以平和的态度和委婉的回信，把郭嵩焘搬弄是非的心愿消解于无形，又温柔敦厚的表达了自己的立场。曾又修书给郭嵩焘的弟弟，让他劝解其兄，保持心胸开阔，不要始终紧绷着那根弦。

曾国藩在此事表现出的修养和风度极高，表现出成熟政治家的水准。左宗棠骂曾国藩确实有过，在办理郭嵩焘事件中的手段也有点过于刚直，但曾国藩以菩萨低眉般的姿态一笑置之，并不因郭嵩焘的挑拨和左宗棠的直亢而愤然。

平心而论，左宗棠如金刚怒目的性格易于得罪人，最好的朋友胡林翼也被他骂过“喜任术、善牢笼”，一生中与左宗棠翻脸的朋友不在少数。而曾和左两人共事几近二十年，左宗棠虽然也骂过曾国藩，也不由对他由衷佩服。

曾、左关系也曾经历考验，曾国藩在咸丰七年夺情丁忧时，左宗棠写信谴责，言辞严厉，可称诛心。但曾国藩能做到“不念旧恶”，两人短暂不通音问后，曾国藩就在经过长沙时与左数次深谈，两人也就此“交欢如初”，曾并数次保举左宗棠，老成谋国之举，可称有知人之明。

曾国藩去世后，左宗棠送来挽联：“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落款左宗棠自称“晚生”，更是给足了曾家面子。

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精神的典范式人物，近代史研究权威学者徐中约老师曾评价： 曾国藩的政治家风度、品格及个人修养很少有人能与匹敌，他或许是十九世纪中中国最受人敬仰、最伟大的学者型官员。

我很喜欢读曾国藩的故事，晚清名臣曾国藩如何在官场沉浮，如何为大清王朝续命，怎么会成为现代受到推崇的人物，了解了曾国藩生平，你就能明白这一切都不是偶然，成功需要智慧，沟通需要技巧，处事需要谋略，人性也不能违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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