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晚清“郭嵩焘日记事件”：历史总会有个说法

谈晚清“郭嵩焘日记事件”：喊打喊杀的顽固派很难觉悟，历史总会有个说法

今天，永宣详细讲一讲郭嵩焘和他的日记事件。

01“通好谢罪”

郭嵩焘(1818-1891)，晚清名人，他和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是同时代的人，也是洋务运动中重要人物。“师夷长技以制夷”、“自强”、“求富”等呼喊声中也有他的声音，而且他有更加大胆和独特的观点。

在他上奏的《条陈海防事宜》中，他认为西方强盛的本质原因并不是所谓的船坚炮利，时下朝野上下很多人被一叶障目，只想单纯学习西方兵学这样的“末技”，那是不能够起到富国强兵的作用的。然后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即只有学习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中国的工商业才是出路。

他确实比同时代人看得更长远，考虑得更全面，但由于他的论调尺度太大，对天朝众多领域针砭太深，朝中很多大臣指责他媚外，类似于“端着大清的饭碗，砸大清的锅”。

光绪元年（1875年）春，“马嘉理案”爆发，原来英国人马嘉理带一队人考察云南地区的商贸情况为由，四处勘探和拍照，这事知会了大清总理衙门，所以各级官员是很欢迎他们的，但被恨洋人的地方民众阻击，马嘉理和几个人报销了，被悬首城墙之上。

这惹怒了英国，大清只好低头认罪并签订《烟台条约》，事后，还被要求派一名官员亲自去英国谢罪。

到底派谁去呢？这太有辱天朝脸面了，不去，坚决不去！大臣们都极力表现自己的忠贞和气节，然后一起推荐对西方颇有“研究”的郭嵩焘可堪此任。

果然，八月，清廷决定派郭嵩焘前往大英帝国“通好谢罪”，当然会给他一个名号，授郭嵩焘为出使英国大臣，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外使节。

光绪二年（1876年），郭嵩焘率副使刘锡鸿等随员三十余人启程赴英。前面那些自诩忠贞有气节的大臣们纷纷拿着一副对联相送：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意思就是，郭汉奸，慕洋犬，离开祖国去舔洋鬼子。在民间，“汉奸”、“贰臣”之类的唾骂声也汹汹而至。

02奉旨写日记引火烧身

郭嵩焘到达英国后，在伦敦设立了使馆。光绪四年（1878）年兼任驻法公使。

出使前，慈禧太后对他做了鼓励，同时，清廷新制定出了规定，出使各国的大臣都要写日记。日记要将所见所闻，所作所为，详细记载，随时咨报。这日记嘛，一是方便监督和了解大使的工作动向，二是方便国内朝廷洞悉外国洋人的动向、国情等。

于是，郭嵩焘认认真真地写起了出使日记，每写一份寄报时都抄寄总理衙门。这份日记，两万来字，总理衙门随后以《使西纪程》为名刊印出来。没想到书一问世，就引爆了舆论，让人大跌眼镜。

名人日记，很容易引爆舆论，历来如此。

大清上下顿时都在看“郭嵩焘日记”，并都围绕着它争论、撕咬，一年都平息不下来。

精通洋务的李鸿章反复看了四遍，说“筠仙（郭嵩焘字）虽有呆气，而洋务确有见地”。一部分研究洋务的有识之士也纷纷点赞。

然而，更多的是那些顽固守旧派，他们整天在日记里找茬儿，例如翰林院编修何金寿说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翰林院侍讲张佩纶也附和，李慈铭更是一句诛心：“诚不知是何肺肝，居心何在！”

恰在这时候，郭嵩焘的助手，副使兼驻德公使刘锡鸿，这位平时微词不断的守旧顽固分子立刻抬头，以目击者、证人的身份向国内举报郭嵩焘的“三大罪”：

“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

“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

“柏金宫殿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之所为。”

刘锡鸿这一把火添得绝妙，大清国民众一听，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于是，刘锡鸿又公然扬言：“这个京师之内都指名为汉奸的人，我肯定不能容下他。”并又密劾郭嵩焘罪责“十款”，极尽罗织诬陷之能事。

郭嵩焘引起了公愤，慈禧太后下令把《使西纪程》禁毁。

郭嵩焘感到愤怒、委屈、失落、忧虑。

他被迫辞去大使之职，匆匆回国，一到上海，面对铺天盖地的唾骂声，他再也不想回京，也不想辩解，而是想沿江会湖南老家隐退，然而大清的客船都不愿意搭载这位卖国贼、汉奸，他只好乘坐外国人的小洋轮偷偷过境。

一路上，无人不骂这位“勾通洋人”的“失节”’大使，从长沙到湘阴的途中，他发现唾骂他“勾通洋人”的标语到处都是，特别是在自己的家乡湘阴，地方官员都对他傲慢无礼，民众义愤填膺，喊出了“杀郭嵩焘以谢天下”的口号，丝毫不念及同乡之情。

03历史会有一个说法

郭嵩焘的日记究竟是什么样的洪水猛兽呢？

其实，日记主要是详细记录了郭嵩焘出使英国途中的所见所闻。日记中，他经常分析英国这个全球第一强国的政治、经济制度，肯定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先进之处，当然，也会对比大清的落后和不足。

窥斑见豹，郭嵩焘的思想非常有前瞻性，非常理智。然而，大清国的顽固分子无法理解他的探索西方先进制度以求挽救大清的良苦用心，反而以“政治”帽子相扣，“肯定西方先进，指出大清落后”，这就是崇洋媚外、汉奸走狗、人民公敌、有辱国体.、有辱天朝形象、给外国人递刀子.....而且那刘锡鸿举报郭嵩焘的“三大罪”，我们只要冷静分析，这些所谓的罪状纯属鸡毛蒜皮，而且都合乎国际外交礼仪，并可印证英人所说郭嵩焘为“所见东方最有教养者”的称誉无误。

大清的顽固分子们自以为纯粹爱国，其实，保守自闭、顽固不化、盲目排外，用今天的话来说，惟“爱国贼”而已。

甚至到了义和团运动爆发时，还有京官请戮郭尸，以谢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