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迪斯尼樂園已經關了四個月，從最初疫情發生開始的2月29日，一直關停到現在的6月下旬。

　　全世界的迪斯尼樂園有6個，東京迪斯尼樂園是最賺錢的一個，一年的遊客達到了3200萬人，一天的門票收入就是6億日元(約4000萬元人民幣)。而且東京迪斯尼樂園還有一座世界上唯一的海洋樂園。所以，你玩上兩天，也會覺得不過癮。

　　再賺錢的企業，四個月活生生地關門，一般人是很難沉得住氣，但東京迪斯尼樂園一直沒吭聲。

　　昨天與東京迪斯尼樂園的一位部長聊，問他爲何沒吭聲的原因?他說，首先是考慮到“社會責任”。

　　2月28日時，日本全國的感染人數才210人。但是，迪斯尼樂園響應政府號召，率先停止營業。

　　加上臨時工和表演人員在內，東京迪斯尼樂園有2萬多名員工。正式員工必須養着，表演人員也必須養着，一部分專業臨時工也不能遣散。所以，即使停業，東京迪斯尼樂園一天的維持費，也是高得嚇人。

　　按照這位部長的說法：“這幾年賺的，全貼進去了。”

　　東京迪斯尼樂園是日本最大的遊樂園，自然是全資的民間企業，而且是 “非迪斯尼公司直營”，經營者是日本Oriental Land公司，迪士尼總公司只擁有商標權和版權。

　　根據日本政府的要求，“空間密閉、人流密集、親密接觸”的“三密”場所，最容易導致集團性感染問題的發生，應該儘可能關停。東京迪斯尼樂園一天遊客8萬人，不僅來自日本各地，也來自於世界各國，萬一發生集團性感染，這擴散開來的結果，是不堪設想。

　　迪斯尼樂園可以關，也可以不關，因爲政府沒有強制，也不可能強制。但是，迪斯尼樂園還是決定關。即使到了6月下旬，日本政府已經宣佈允許遊樂園有限恢復經營，但是，迪斯尼樂園還是按兵不動，因爲東京每天還有幾十人的新增感染者。

東京迪士尼

　　“作爲日本最大的遊樂園，我們需要盡社會責任，承擔社會義務，做社會公德的模範，這不是錢的問題。”這位部長這樣跟我這樣解釋說。

　　這就是企業自覺承擔的“社會責任”。

　　從3月份開始，東京迪斯尼樂園經營公司宣佈，全體董事放棄每月薪水，直到重新開園爲止。

　　爲什麼要這麼做?

　　這是爲了承擔經營者對公司的“管理責任”。

　　雖然迪斯尼樂園關門，屬於突如其來的“天災人禍”，與企業的經營責任毫無關係。但是，因爲這一場疫情，公司經營陷入困境，尤其是員工的收入出現減少，一些臨時工沒有了工作。作爲企業的經營班子，需要承擔“管理責任”。

　　在日本社會，每一位管理者，大到首相，小到企業的課長，只要你管着一攤子事，你就要承擔這一“管理責任”，而且不能逃避。

　　譬如，我們經常會從日本的電視上看到某公司社長帶領相關幹部，爲企業或某一位員工的醜聞舉行記者會，90度鞠躬謝罪的鏡頭。

　　一家幾萬人的企業，出現個別問題，也屬正常。爲什麼社長一定要親自出來舉行記者會，一定要親自道歉?因爲你可能與鬧出醜聞的員工根本沒有見過面，也根本沒有直接領導他，但是你沒有“直接管理責任”，但是你還是有“間接管理責任”，因爲在公司的員工花名冊上，有他的名字，而你是公司的最高責任者。

　　如果一家企業的最高責任者都不願意出來承擔自己的管理責任的話，那麼，怎麼讓社會繼續相信你是一家負責任的企業?怎麼能夠相信你的產品是完全靠譜的呢?

　　這種“管理責任”不只是面對社會，也面對自己的員工。

　　與東京迪斯尼樂園同樣遭受沉重打擊的是航空公司。日本航空公司的95%國際航線、80%的國內航線全部停飛，東京羽田機場的停機坪上，飛機像下餃子似的，密密麻麻地停在那裏。日本航空公司的許多客機都是租賃的，停在那裏不飛，也得天天付錢。公司經營之難，完全可以想象。所以，公司的經營班子從3月份開始，即宣佈公司會長(董事長)、社長的薪水自減30%，課長以上管理層幹部自減10%。把這一部分薪水，用於補貼普通員工。

　　馬上要到發夏季獎金的日子，日本航空公司跟公司的工會商量，今年的夏季獎金能否減少一半(全日空也是這麼做)?工會也認爲全體員工需要共度難關，同意公司提出的這一要求。爲了向員工表示自己對公司管理不善的責任，日本航空公司會長和社長宣佈全額放棄夏季獎金，而整個公司董事會成員也自減70%。相反地，除了夏季獎金之外，日本航空公司還給每一位員工(3萬6000人)分發15萬日元(約1萬元人民幣)的慰問金，感謝員工們在疫情之中的堅守與艱辛。

　　除了社會責任與管理責任之外，日本社會還有一種責任，叫“自己責任”。

　　前幾天，一位網友問我一個問題：聽說日本員工在工作中出了工傷事故，家屬不僅不會到公司鬧事，反而還到公司來道歉，有沒有這樣的事情?

　　我是這麼回答他的：至少到目前，我還沒有聽說過企業員工因爲工傷事故甚至死亡，家屬帶人到公司鬧事的事情。爲什麼家屬不會鬧事?這裏面，有一個基本的社會常識，員工在工作中發生工傷事故，作爲公司自然要承擔管理責任。但是，員工本人有沒有遵守公司制訂的安全規則?在工作時，有沒有強烈的安全操作意識?甚至在事故發生時，員工本身的身體與精神狀況是否正常?這些因素，也是在調查事故原因時必須要搞清楚的問題。也就是說，別人操作時沒有發生事故，就你發生事故，員工本身是不是也應該承擔“自己責任”?

　　如果意識到有這一種“自己責任”，那麼事故發生後，這一位員工自然是給公司添了麻煩，而家屬反而到公司吵鬧，那是違背社會公理，家屬以後無法面見他人。所以向公司道歉，也是日本社會的一種常理。

　　當然，如果公司無限制地讓員工加班，最後導致員工精神崩潰跳樓自殺，那另當別論。

　　日本朝日電視臺新聞主播富川悠太感染了新冠病毒，雖然是途經不明的感染，但是他在住院期間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向社會公衆“道歉”。

　　爲什麼生病還要道歉?第一因爲自己沒有管好自己的健康，導致了感染;第二，出現了發燒還堅持主持節目，感染了其他同事;第三，因爲突然住院，導致電視臺措手不及;第四，讓觀衆們爲自己擔心。

　　也就是說，富川感覺到自己沒有很好地履行“自己管理”責任，纔給各方帶來了諸多麻煩。

　　許多時候，我們到日本出差旅遊，感悟到日本社會井然有序，其實奧祕很簡單，就是社會責任、管理責任和自己責任，構成了日本社會各自管好自己、各自承擔責任的疊加結構。

　　而這一種疊加結構，就形成了日本社會從政府到企業到個人的行爲準則，這種行爲準則沒有明確的條文，卻是整個社會約定俗成的規矩。誰破壞了這一種規矩，誰就會成爲社會的異端兒，會被排擠出整個社會羣體，成爲孤獨一隻貓。

　　爲了不至於成爲遭人嫌棄的流浪貓，“守規矩”就成爲每一位日本人的基本生存意識。而這種意識，成就了當今日本社會獨特的行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