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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各路明星跟風總統“選秀”，美國社會WASP主流價值真的褪色了嗎？

距離總統大選開幕僅剩四個月之際，歐美諸多明星或調侃，或揶揄，紛紛在社交平臺上發佈的參選聲明，爲原本劍拔弩張的氛圍增添了不少戲劇色彩。

不過要說其對WASP主流文化價值的徹底顛覆，恐怕還爲時尚早。

所謂“WASP”，即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通常以信仰新教的盎格魯撒克遜裔（現泛化爲歐裔）白人男性爲典型，被視作代表傳統美國範式的主流精英羣體。

衆所周知，美國以一張白紙爲起點。

最初搭乘五月花號、從貴族制色彩濃厚的英國來到東海岸新英格蘭地區的殖民者，以及後來的歐洲移民們，在高呼自由的同時，精神上也多少有些貴族社會的影子。

因此在創建國家之初，這些“上帝的選民”們憑藉着特許狀給予的自治權力與地理孤立，懷揣原教旨主義下的天定使命和白人神話的種族優越，許下了追求自由與民主、構建理想國的自我承諾。

而隨着時間的推移與向西部邊疆的推進，作爲血統劃分上毋庸置疑的多數族羣，WASP羣體的特性被進一步強化，也作爲一種非正式的意識形態深刻塑造着美國人的自我認知。

他們崇尚財富、法律與等級秩序，秉持以個人主義爲核心的資本主義政治價值觀，卻又同時希望借保守傳統來完成對進步主義前衝的糾錯。

國家政治維度上的整體把控

在美國社會中，WASP式家族記憶與其泛化標籤一向是對主流精英身份的至高構建。

白人新教精英主義成體系的實踐政治原則，作爲全體默認的共識，始終潛伏在其上流社會的文化氛圍裏，長久地書寫着國家政治傾向與遊戲規則。

細數美國建國至今的45位總統，戰爭年代時，他們皆持參戰服役的政治資本與征服一切的鐵血形象；和平年代中，他們則多是接受名校精英教育後的超級演說家。

雖然近兩屆奧巴馬和特朗普的當選增添了不少戲劇性效果的變數，但無法否認的是，WASP羣體基本把控總統職位的潛規則，被作爲一種政治傳統長久的延續了下來。

美國總統這一國家機構，作爲上流社會精英團體的政治工具利用而非身份尋求，當選之人也多是所謂主流價值觀的化身。

首先，從國父華盛頓起，直到肯尼迪之前的歷任美國總統都是這一精英團體中的一員。

肯尼迪與其後的里根等人雖非嚴格意義上的WASP，但他們也都在不遺餘力地進行事實上的價值效仿，鮮明體現在通過強勢外交來贏得這一主流團體的青睞。

加之肯尼迪作爲二戰英雄，擁有雄厚的政治和形象資本，里根的減稅計劃對於保守派有着充分的迎合，他們成功踏入了泛化後的精英圈層。

相較之下克林頓倒算是個變數。

他並非WASP人士，卻以對經濟的關注取勝，甚至帶有幾分逆襲的色彩。

然而事實證明，由於與標準意義上的代言人偏差過大，他的選民基礎本就不夠牢靠，再加上其深陷桃色新聞和交易污點，造成了對主流精英價值觀的顛覆，回過頭來也顛覆了他本身。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根正苗紅WASP的希拉里的政治籌碼。

再看奧巴馬，很多人認爲他的上臺是衆望所歸，徹底地宣告着WASP的退場，亦或是美國文化多元與種族認同的“授權”。

然而深究其源，我們恐怕得承認，奧巴馬的成功離不開白人祖母的撫養與哈佛的精英教育背後，對於主流文化實質理念的無限趨同。

這並不是改變精英政治慣例的勝利，而是遵循遊戲規則下的差異容忍。

至於特朗普，觀其涉及關稅、移民、難民等問題上的政策，完全是在從根本上致力於維護美國白人的主導地位，或許還埋藏着對於白人可能失去國家控制權的隱憂。

之所以稱其爲變數，無非是他以鮮明的表演風格和“坦誠”的表現方式，深諳話題製造與輿情運作之道。

搭乘互聯網與大衆傳媒等新技術的發展快車，靠着中下層民衆“政治代言人”的身份，摧毀性地撕破了民主國家的虛僞，向世界呈現一種更爲極端的白色至上理念和種族主義、實用主義傾向。

此外，在立法與司法層面上，80%以上的白人國會議員與美國的法律體系中從始自終貫穿着的精英主義傾向已然說明一切。

WASP文化精髓充分地鋪陳於《獨立宣言》、《1787憲法》、各州憲法以及美國早期系列政治法律文件當中。

在精英立國者們的政治現實主義視角下，除卻留出“人生而平等”的普世價值與公衆意見訴求的窗口，共和國的穩定與繁榮更需要理性、智慧和道德的加持。

因此對於公共事務的管理、自由與安全的捍衛之重任便自然落在WASP團體這一上層精英集結體、美國奠基者的肩上。

社會文化維度上的道德優越

北美與歐洲大陸遠隔重洋且資源豐富，作爲“新世界”的代表，初至新英格蘭地區的清教徒們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選民”，承擔上帝交託的傳播基督文明、拯救人類的特殊使命。

而北美大陸作爲“山巔之城”，是上帝留給他們實現宗教思想的淨土。

這一系列建立在信仰之上的、賦有天定命運的使命感和受託於神祗的責任感，正是WASP主流文化價值的信念源泉。

與此同時，美國白人新教精英羣體也在利用知識、信息與資源優勢塑造共識，高等教育便是其典型。

“常青藤盟校”等世俗意義上公認的精英機構，建立初衷實際上便是WASP新貴爲其家族子弟建立關係網絡、確保羣體統治地位與文化價值傳承的絕佳手段。

而踏入名校後接受的素質教育，不僅是對於美式傳統精英階層品格的培養和強化，更是對維護現存體制得以立足的上流社會接班人的比例確保。

由此，精英羣體變得越發具有道德優越感與形而上的歸屬光環，他們以半自戀半奉獻的方式，試圖盡到其自認屬於美國貴族的義務。

在文娛方面，白人新教精英羣體也有他們專屬的生活方式。

以各大高校橄欖球隊四分衛的WASP壟斷現象爲典型，他們在社區、學校等社會機構當中充當毋庸置疑的領導者角色，並通過身份認證、家族血統等，形成排他的社交俱樂部，始終建構並保留着驕傲邊界。

非主流社會的逆風成長

20世紀後半葉以來，多元文化主義似乎在“政治正確”的保駕護航下不斷成長。

由於構成美國政治文化基礎的基督教歐洲裔白人比例不斷下降，其他族裔羣體大規模湧入，並獲得新的崛起，他們逐漸要求得到歷史的承認，也更傾向於保存和強化自己的身份認同。

近年來“Black lives matter”的聲勢浩大、以《綠皮書》爲代表的奧斯卡學院派的應試型提名頒獎、直至今日職業政客們面臨被迫退場的窘境……無不呈現出社會發展帶來的動態變局。

然而，多元文化又是否真正取得其設想的勝利了呢？

卸去樂觀主義的眼鏡，一方面少數族裔的生存質量與權利落實還有待商榷；

另一方面，移民國家的社會結構之下，作爲後來的“他者”，非主流羣體似乎仍在所謂的“大熔爐”中走向被強制性同化的道路。

就像彼時奧巴馬之所以能夠當選，或許也並非出於對非洲裔總統能做多少貢獻的期待，而是要自證各羣體共築“美國夢”的公民意識。

可見所謂多元文化、種族融合等十足誘惑的宣揚，不過是WASP價值下爲了吸收各國精英、尋找泛化力量時，美化現實後編織出的精緻謊言。

回到當下，侃爺帶頭掀起的一陣明星參選風，也確實只能被當作一笑而過的戲謔談資。

權且當作是在稀釋美國社會WASP主流文化價值、走向政治碎片化和極化的道路上，描上些諷刺色彩罷了。

歸根結底，白人新教精英主義都是產生於美國社會實踐和歷史積澱下一種體系性的存在。

而這一標籤背後，神話化的符號、家族記憶與資本，以及上流社會的共鳴等隱形力量，或許纔是理解美國政治與制度設計的文化內核。

作者：劉馨陽，民智國際研究院研究助理，復旦大學國際政治專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