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心內科“大手術日”，父親卻急性心梗了……
我是一個心內科醫生，那天是我的“大手術日”。
每次的大手術日，我都要聚集所有的精神，來迎接一整天在導管室的奮戰。我會穿着沉重的鉛衣，包裹上重重的手術衣， 集中所有精神穿刺、置管、進導絲，中間會有失敗，再失敗，最後，我會把預定的目標做完。
大手術日很累，是一個星期中 最累、最緊張的一天。但導管室是心內科醫生的戰場，也是我 生命的一部分。
大手術日那天，手術患者會一個接一個等在手術室門口。
他們眼裏的需要、期待和緊張讓我們這些醫生養成了一個 “亙古不變”的習慣：絕對不能在大手術日那天遲到。
父親的胸痛，在一個大手術日的早晨來得特別劇烈。沒有做心電圖之前，我就猜到結果了：又一次的 急性心肌梗死。
去往醫院的路上，我的內心像被馬蹄踏過的泥漿路，一片狼藉。我不可能爲父親做介入手術，並不是不會。
尖銳鋒利的針穿下去，那是父親的血管，皮肉之間神經鋒銳的痛覺， 那痛就像痛在我自己的身上。
即使作爲一個成熟的心內科醫生，我也不可能鎮定如常地操作。
能把“大手術日”推後嗎?恐怕是難的。忙碌的介入手術室，有多少輔助工作的同事，有多少等候的患者。
在工作量滿負荷的醫院裏，整個手術日的工作就像是不偏不倚“嵌”在了時間的凹槽裏， 牽一髮而動全身。
我扶着父親在病牀上躺下的時候，已經腦補了無數可能會出現的痛楚、危險、紕漏，心亂如麻的焦慮包裹着我。
我必須把他交給那些往常和我一樣，能夠鎮定平靜完成高難度介入手術的同事。
孫醫生做完心電圖沒有看我，也沒有把圖紙遞給我，就像我是一個普通患者的家屬。“我會搞定， 放心。”
握着父親的手，我點一點頭對我的戰友孫醫生說：“交給你了， 拜託。”說完，我馬上離開，不敢再停留。
一個兒子，把父親的生命託付給了最信任的人。
走進導管室，戴口罩、戴帽子、洗手、調整手術牀……把翻騰的心情，壓抑到波瀾不驚。
在儀式感一樣的程序中，我 從慌亂的兒子恢復到了心內科醫生。
血管穿刺置管穩定如常，導管的到位穩定如常，心臟電生理是我熱悉的專業領域，每一項操作我都充滿信心。
隔壁手術間，不知道他們開始了沒有，進程如何，我身體裏的每個基因都想傾聽，都在等候。但是，所有的精力、能力、注意力都只能專注在面前的手術檯上，在我視線所及的藍色無菌單遮蓋的患者身上。發揮如常，順利做完第一個。
手術的間隙，我像所有等候中的兒子一樣，呆立在手術室的感應式移動門前。
門的那邊，孫醫生的團隊正在操作，擴張冠脈，抽出血栓，送入……或許會有惡性的心律失常，或許會需要電擊除顫，或許會出現特殊的情況……。
我是一個醫生，不應該從那個門進去，用情緒去影響正在手術的同事。
我是一個醫生，不能帶着一身惶感和無助去進行下一個手術，我需要紋絲不亂！
時鐘的指針沉重地走着，20分鐘過去了。一個姿勢坐在踏腳凳上，我感覺自己快變成了化石。
這時，孫醫生在門口做了個OK的手勢，父親安全了！
我深吸一口氣回到自己的位置， 放空一切思緒，放下一切雜念，像準備上戰場一樣。我必須要完成自己的工作，那些坐在導管室外面的患者和家屬，都在等着我說OK。
我鎮定如常，一個接一個直到大手術日工作結束。
感謝老天，父親慢慢好起來了。後來，像所有術後談話一樣，孫醫生告訴我父親在介入手術中的所有過程。
我說不出一句感謝，只溜了出了往常最熟悉的一句話：“辛苦了！”
那個普通的大手術日是我一生中最沉重的一天，兩個角色同時重重地落在我身上。
身爲人子，我把所有的託付都全權交給了醫生；身爲醫生，我在任何狀況下都沒有辜負人子的託付。上天，把兩種感覺同時帶給我。
“醫學倫理學”告訴我們，醫生應該具備專業精神、職業道德和利他精神。
坐在踏腳登上等候的那20分鐘裏，工作20年的直覺告訴我：那個大手術日我作出了最正確的選擇。
文： 浙江新安國際醫院 殳敞
來源：《敘事醫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