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一項針對美國9所研究型大學的逾1.5萬名研究生和3萬名本科生的調查，美國研究生的抑鬱症狀似乎在COVID-19大流行期間翻了一倍。

這項調查由“研究型大學學生就讀經驗調查”（SERU）聯盟開展，該聯盟由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明尼蘇達大學雙城分校共同組建。調查發現，相較於去年，今年研究生羣體的焦慮症狀增加了50%。

“這麼多學生受到精神健康問題的困擾，非常令人擔憂。”SERU負責人Igor Chirikov說，“疫情顯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Chirikov也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的高等教育高級研究員。

調查時間爲5月18日至7月20日，採用簡單的包含兩個條目的問卷——廣泛性焦慮量表-2和患者健康問卷-2，篩查焦慮症和重性抑鬱症的症狀。39%的研究生（調查羣體包括法學生和醫學生）焦慮篩查呈陽性，32%的研究生抑鬱篩查呈陽性。當研究人員在2019年3月至7月詢問相同的問題時，有焦慮症狀的研究生爲26%，有抑鬱症狀的爲15%。

Chirikov表示，這類簡短的篩查問題常在臨牀應用中拿來識別可能需要精神健康治療的患者，但這類問題無法對精神健康障礙做出醫學診斷，也不能確定調查對象中的實際患病率。不過，他說調查結果確實可以用來比較不同年的數據，並發現其中的重要趨勢。Chirikov認爲從2019年到2020年的較大跳躍表明，大學應該立即行動起來，重點解決學生的精神健康問題（參見“大學如何支持與焦慮和抑鬱抗爭的學生”）。

英國的一項調查也發現，基於英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英國今年報告抑鬱症狀的成年人是去年同期的兩倍。調查人員讓3500名受訪者回答一組標準的抑鬱評估問題，1/5的受訪者報告了症狀，而去年的比例是1/10。

精神健康差異

Chrikov擔心不同羣體之間的差異逐漸拉大。雖然男性和女性的抑鬱檢出率相當，但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報告焦慮症狀（42%對33%）。精神問題症狀常見於低收入學生和拉丁裔學生，在非異性戀學生中最多。舉例來說，49%自稱男同性戀或女同性戀的學生和59%的雙性戀學生被篩查出焦慮症陽性。

調查還發現了不同研究領域之間的差異。抑鬱症狀在物質科學學生中最常見，焦慮症狀在生物醫學學生中最常見。Chirikov表示，由於美國大學在疫情初期關閉，這些領域的許多學生無法進入實驗室，也無法使用他們研究所需的儀器。遠程指導的趨勢可能也加重了一些學生的精神健康問題。約5%的研究生說他們沒能很好地適應遠程指導，在這些學生中，焦慮檢出率衝到了60%以上。

Mounica Kota是明尼蘇達大學雙城校區的行爲生態學博士生，她參與了2019年和2020年的調查。她說從去年到今年的調查，她的精神健康評分來了個急轉直下，一部分是因爲這場疫情打擊了她的專注力和積極性。“你很難感到你的任何工作是有意義的。”她說，“當這麼多可怕的事情接連出現，在一個看起來很狹窄的領域發表一篇論文的意義在哪裏？”

Kota很快就要畢業了，但她計劃利用秋季學期在明尼蘇達-聖保羅地區從事社區組織工作。她說：“我打算弄弄清楚，自己在那之後到底想要做什麼。”

焦慮大流行

2020年的在校生對自己的狀況尤其感到擔憂是可以理解的，波士頓大學公共衛生研究員Sarah Lipson表示。Lipson也是“健康大腦研究”（Healthy Minds Study）的聯合首席研究員，該研究是密歇根大學2007年發起的一項針對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年度調查。她說：“疫情暴露了很多不確定性，這便是焦慮的癥結所在。”同樣，COVID-19時代的學生羣體可能會發現，他們很難去思考未來，這也是抑鬱症的一個標誌之一。她說，年輕人中有一種絕望感。

7月，健康大腦網絡公佈了最新研究結果。該研究在3月底到5月期間調查了近1.9萬名美國本科生和研究生，採用的是更全面的廣泛性焦慮障礙量表-7和患者健康問卷-9。調查發現，抑鬱症狀與2019年秋季相比有所增加，但焦慮檢出率保持不變。對於疫情的擔憂非常普遍：86%的學生報告在過去2周裏，有些擔心或非常擔心自己的個人安危。更糟糕的是，60%的人表示疫情讓尋求精神健康幫助更難了。

Lipson指出，健康大腦調查對象的院校構成在每個學期都不一樣，這也增加了同比的難度。Chirikov說，SERU調查僅僅囊括了研究型院校，樣本的人口學特徵在2019年和2020年的差異很小。

把調查方法先放一邊，Chirikov認爲調查結果傳遞的信息很明確：大學需要嚴肅對待學生的精神健康問題，現在已經是刻不容緩了。“大學和研究生院正被各種計劃壓得喘不過氣來。”他說，“我們想給他們提個醒，這個問題還在這裏，還在加重，大學要做好準備。”

大學如何向那些與焦慮和抑鬱抗爭的學生提供支持

顯然，COVID-19大流行給早已精神緊繃的研究生再添壓力。隨着新學期的到來，大學可以從以下幾個重要方面出發，支持學生度過這個艱難時期。

認識危機。教職人員需要意識到，許多學生在疫情期間都很掙扎。“我們鼓勵老師多一點同情心。”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高等教育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Igor Chirikov說。

在課堂上直面精神健康問題。老師們可以多做一步，在課堂上談及精神健康問題和可用資源。“我會定期在課上這樣提醒，並把這些信息放入我的教學大綱。”波士頓大學公共衛生研究員Sarah Lipson說。

防患於未然。Chirikov說大學應該開設減壓研討班，提供有助於提前預防精神衛生問題的資源。

大學必須公開自己的行動。如果學生得知自己的學校已經制定了疫情應對方案，他們就能更好地管理自己的焦慮，臨牀輔導員、健康大腦網絡COVID-19工作組成員Joy Himmel說。“焦慮源於認識不足。”她說，“大學可以讓它們的計劃和行動變得完全透明，那樣會有幫助。”

加強遠程輔導。當這麼多學生都在接受線上教學時，在線治療的重要性也更加凸顯。Lipson說大學應當探索一對一遠程輔導之外的其他選擇。一種可能性是設立同輩領導的支持小組。“這能讓學生有一種團結感和歸屬感。”她說。

增加包容性。Himmel說，一刀切的輔導方式可能幫不到許多最需要輔導的學生， “要讓所有學生感到自在。”要做到這一點，大學需要提供來自不同的治療師、囊括多種場景的不同治療方式。

原文以Signs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soar among US graduate students during pandemic爲標題發表在2020年8月18日的《自然》職業新聞版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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