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隋炀帝杨广，不少读者可能会想到“暴君”、“荒淫”、“弑杀”、“滥用民力”等关键词。一部《隋唐演义》，一个庙号，彻底将隋炀帝打入了历史的万丈深渊。

唐代建立之后，魏征为杨广定下谥号“炀”，彻底否定了他的所有功绩；《隋唐演义》流行之后，杨广更是被描绘成荒淫暴君，被民间百姓所唾骂。故而史学家对隋炀帝的否定，也持续了上千年之久。直到近代以来，才有学者开始为隋炀帝翻案，并指出他的功绩可与李世民平齐，这才令其有了翻身的可能。

杨广做过的那些丑事，相信读者也并不陌生；但鲜有人知的是，被奉为一代明主的李世民，他也做过不少丑事，甚至与杨广也不遑多让。

首先，弑亲之举。这点最为明显，杨广杀害废太子杨勇，而李世民也除掉了李建成与李元吉，并将两位兄弟的满门诛灭。在这一点上，两人算是“平分秋色”。

其次，李世民晚年也好大喜功。他曾经直言：“今天下大定，唯辽东未宾，后嗣因士马盛强，谋臣导以征讨，丧乱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遗后世忧也。”于是李世民亲征高句丽，不计民本，向其发起猛烈冲击。

不幸的是，这与杨广当年三征高句丽一样，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李世民一意孤行，最终使得国家陷入党动荡。在他对高句丽用兵失败以后，河北等地也发生不少叛乱。尽管都被扑灭，但依旧造成了不少人员伤亡。

另外，李世民在晚年也颇为自得，不仅听不下去臣子的劝谏，更是动辄耗费无数民力修建华丽寝宫。这与当年隋炀帝的滥用民力，又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呢？至于好美色，占人妻妾，李世民也不输给杨广。

但奇怪的是，明明李世民与隋炀帝都有着极为相似的黑历史，而且两个的文治武功，也不分伯仲。但世人对他们的评价，始终是两极分化。唐太宗是一代贤君，而隋炀帝则是难得一见的暴君，这个说法似乎已经盖棺定论。

或许有人会说，成王败寇，从胜败的角度来说，隋炀帝是亡国之君，而亡国之君的评价一般都不怎么好；而李世民却是开拓之君，他 的丰功伟绩自然值得后人称颂。对比，笔者并不否认这一观点。但需要补充的是，李杨二人的评价之所以天差地别，在于他们对待百姓的态度。

换句话来说，李世民得民心，而杨广失民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亚圣孟子的名言。在他看来，百姓才是整个社会的基础力量，只有他们生活的安定、幸福，国家才能长治久安、蒸蒸日上。因此他告诫世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究其原因，这取决于古代社会的结构，为家国一体。通俗的解释就是，一个国家，是无数小家组成的大家；每一位百姓的生活质量，都将直接影响到小家的稳定。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即便是一个再强大的国家，也经受不起小家的动荡。因此百姓生活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国家兴衰。

基于孟子的思想，李世民极其注重民本问题，他也时常与魏征进行讨论。据《贞观政要》：“臣（指魏征）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正因如此，李世民虽然偶尔有滥用民力的行为，但他却一直关心民间疾苦。尽管他的黑历史有不少，单只凭这一点，李世民便当得起贤君之名。

反观隋炀帝杨广，他对百姓的态度是不屑一顾的。他自视甚高、目空一切、唯我独尊，甚至不允许他人向自己提出意见：“我性不欲人谏。若位望通显而来谏我， 以求当世之名者， 弥所不耐。至于卑贱之士， 虽少宽假， 然卒不置之于地。”对于谏言之士，杨广颇为反感，甚至以“卑贱”形容。

杨广与李世民对待百姓的态度，可谓是截然相反。当然，这取决于他们自身的经历。杨广自出生以来，一路顺风顺水，鲜少接触民间百姓，自然不知他们的疾苦；而反观李世民，则从小在市井中长大。在他建立霸业的途中，有不少出身贫寒的山东将领，如秦叔宝、尉迟敬德等人，也都被其委以重用。

正是因为人生经历不同，李世民才更懂得民间疾苦，懂得百姓想要的，不过是一个安稳日子。于是他登上帝位以后，努力发展经济、鼓励百姓休养生息，一手打造贞观之治，这令无数百姓的心愿得到满足，于是世人皆对其颇加称颂。因此称他为一代天骄，也算是名副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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