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八日帖》 傳爲張芝之作。見錄於北宋官刻叢帖《大觀帖》

品鑑,這個詞語的辭典意義,是評定鑑別。但是,這個詞在實際操作的時候,遇到兩個問題,一個是藝術的標準問題,第二是作品的真假問題。本文只談藝術的標準問題,試從古代人的做法中,梳理出比較重要的方面,爲今人從事品鑑的藝術活動,提供參考。

好的品鑑,應當是先有藝術思想,這可以看作是品鑑的先決條件。其思想之中,有一方面的內容是建立標準,也就是其所作品鑑之時,所執持的“度量衡”式之準則。

漢之後的六朝,前賢曾謂“魏晉是中國文學的自覺時代”(鈴木虎雄、魯迅),實際上書法藝術的自覺時代,也是這個時候才真正來臨的。鍾繇、王羲之這些書家的作品,有意爲書法藝術之事,顯然不同於漢魏以上時代的實用書寫。與此同時,伴隨着文學創作的總結,像文學選集如《昭明文選》(梁昭明太子蕭統)、文學批評的《詩品》(梁鍾嶸)、《文心雕龍》(梁劉勰),書畫藝術也有專門的品鑑之作,像南齊謝赫的《古畫品錄》與南梁庾肩吾的《書品》。品評,也就是藝術自覺過程中,對藝術創作進一步充分認識的歷史痕跡。

如果對現在可見的品鑑古籍,逐一尋檢,我們會發現古人所爲這門學問,之所以能傳於世,關鍵之處在於,他們的品鑑一定是有思想性的。比如齊代謝赫《古畫品錄》,其“等差畫家之優劣,分爲六品”只是品鑑的方法,透過這方法再仔細查看會發現謝赫有分品的標準,也就是他的畫學思想。用清乾隆時代《四庫全書總目》的話來說,謝赫“所言六法,畫家宗之,至今千載不能易也。”可見,其“六法”通過了歷史的檢驗,傳之久遠。謝赫的《古畫品錄》文字不過數千,但其“六法”思想(氣韻生動、骨法用筆、應物象形、隨類賦彩、經營位置、傳移模寫)卻成爲了中國畫學的經典。這就說明了品鑑立心立意而後立言的要訣所在,也說明了品鑑的活動,其中的藝術思想之重要性。

至於現在能見的最早的以品鑑作書名的《書品》,作者庾肩吾(字子慎,新野人,梁度支尚書)也是有藝術的思想貫穿其中,使得其書有鮮明的觀點,也使其品評並非僅僅述事或記人。庾肩吾所品鑑的是“正草”之“能”,此爲《書品》之核心要務。需要說明的,這兒所說的“草”指今草,“正”指隸書。庾肩吾既然圈定自己研究的範圍是在這兩種書體,又重點在書寫這兩種書體之才能方面作品鑑,那他的標準是什麼,他是否也像《古畫品錄》那樣貫穿一臻的思想?答案是庾肩吾正是如謝赫那樣,在品鑑中表達自己的識見。

庾肩吾有一個非常清晰的思想見解,這就是書法藝術家才能的發揮,依靠兩方面,這就是“天然”與“工夫”,他在《書品》中“推能相越,小例而九;引類相附,大等而三”這樣的品鑑方法,所執持的藝術標準,即在於此。在他看來,最上一層是“凝神化之所爲,非人世之所學。惟張(芝)有道,鍾元常、王右軍其人也。張工夫第一,天然次之,衣帛先書,稱爲草聖。鍾天然第一,工夫次之,妙盡許昌之碑,窮極鄴下之牘。王工夫不及張,天然過之;天然不及鍾,工夫過之。”所以其品列張、鍾、王三者爲上上之品,而又作如此之論。其所持論,可見到庾肩吾的藝術思想,也即書法品鑑的標準。

庾氏所立標準,只有三個人即張、鍾、王,達到了天然與工夫兼善的水平。就這三個人,也互有短長,他在比較中加以鑑別,又論述其標準所以能定貴賤高下的理由:“羊欣雲貴越羣品,古今莫二。兼撮衆法,備成一家,若孔門以書,三者入室矣。”

庾氏既立標準,也能公允執持。比如,他對自己的老師阮研,評價是“居今觀古,盡窺衆妙之門,雖復師王祖鍾,終成一體”,但以能評之,還是列在上之下等。對於王羲之的老師衛夫人(名鑠,字茂漪)放在下之上品,對於右軍另一位老師王廙,則放在了中之中品。對於像地位高的魏武帝,也只放在中之中品,並不會因地位而給他藝術上加以拔高。

唐人竇臮《述書賦》用庾肩吾的標準來品評庾肩吾,則是意外:“肩吾通塞,並乏天性。工歸文華,拙見草正。徒聞師阮(阮研),何至遼敻。使鉛刀之均鋒,稱並利而則佞。”竇臮以“天性”“廣博”爲標準,給庾肩吾差評,那真是標準一樣,而結果始料未及。

鍾 東

中山大學中文系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廣東省書法評論家協會主席團成員。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文學與中國古典文獻學的研究工作。以戲曲、詩歌文獻爲主,兼顧傳統書法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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