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溫鐵軍：今天的集體經濟主要不是搞生產，而是學會喫租）

2020年8月27日，由國仁城鄉（北京）科技發展中心聯合四川戰旗鄉村振興培訓學院等機構舉辦的“第四屆國仁鄉村振興論壇——集體經濟發展與鄉村治理工作專題研討會”上，著名三農問題專家、國仁鄉建社會企業聯盟總顧問溫鐵軍做專題講座。

原文首發於微信號“國仁鄉建”，根據講座錄音整理，未經講者審定。觀察者網已獲授權轉載，對原文略作刪改。

溫鐵軍：

大家好，其實我今天要講的東西都是跟大家學的。來了戰旗鄉以後，首先跟陳部長（成都市郫都區組織部副部長陳錦）學了大家開座談會（指8月26日下午“郫都區集體經濟發展與鄉村治理研討會”）討論的一些問題，跟何院長（四川戰旗鄉村振興培訓學院執行院長何玉建）學了唐昌怎麼能夠變成一個大公園，跟高書記（戰旗村黨支部書記高德敏）學了現在戰旗村作爲一個集體經濟怎麼能把租喫得多多的，怎麼能讓租值最大化。

01

什麼是集體經濟

集體經濟就是收租經濟

剛在會議室跟大家討論昨天會議（“郫都區集體經濟發展與鄉村治理研討會”）的要點，我通過昨天大家的討論，將學到的東西歸納爲一條：今天中央提倡搞集體經濟，很多人不知道集體經濟是幹什麼的，我告訴大家今天的集體經濟主要不是搞生產，而是學會喫租。

我今天早上跟大家說，你們想想過去在農業社會，地主是幹什麼的？是喫租的。除了收租他還幹什麼？地主至少是掌握了他這塊土地上的生產情況，也就是信息，佃農能生產多少，哪些佃農適合種哪些地，應該給他配牲口，還是配農具等等，這些在傳統農業管理上的管理責任是地主的。那再進一步，地主當時收租收的是實物租，打下多少稻穀，大家按照定額來分成，比如四六開還是五五開。按定額分成，分成以後地主成規模地集中了地租，其實就是集中了糧食，集中了農產品。肯定不能自己喫，於是他就變成了一個零成本地獲取最大化的農業剩餘向市場供給的規模流通主體。所以在農業社會，在我們沒有進入土地革命之前，地主是土地的所有者，他們的主要功能是收租。

同理，我們今天農村集體是土地的所有者，是資源的所有者，當然和以前性質不同了，那他去幹活嗎？就像地主會去幹活嗎？如果我們一定要讓村集體除了收租之外，還得去幹農活，那就無異於過去讓地主下田去幹活，讓佃農們進城打工，位置就顛倒了。當然不是說過去一定對，沒有對錯，我們只是打個比方。好讓大家理解，集體首先是喫租的。

大家看現在還有一些集體經濟的典型，比如華西村，華西村是把自己的土地上全部種了廠房，種廠子不種地了，於是收的是廠租。再看廣東珠三角四小虎，順德、佛山、南海、中山這些發達的農業地區，村集體在幹嘛呢？全都在收廠租。今天在戰旗，高書記在收什麼租呢，他在收資源租，在收風景租，在收鋪租，十八坊也好，小喫街也好，農莊也好，所有這些東西是租出去給租戶，然後村集體喫的是鋪租，就是商業租。想想這就變成什麼呢？過去的地主收的是第一產業租，華西收的是第二產業租，廣東四小虎收的是第二產業租，戰旗村高書記收的是第三產業租。是不是這麼回事？有時候大家說我們搞不了集體經濟，我們村什麼也沒有，那是因爲沒有把村集體放在喫租者的地位上。

所以告訴大家集體經濟是什麼，是喫租經濟。農業社會喫的是地租、農業租，工業社會喫的是廠租，現在是生態社會，喫的是資源租、空間租，是鋪租。戰旗村搞民宿、農家樂、酒店，其實是分享了牀板租。剛纔在會議室，有市裏來的同志說，現在市委書記提出的是要讓成都變爲雪山腳下的花園城市，大家也知道我們在戰旗村很輕易就能看見雪山。那很重要的收租題材就是雪山腳下的唐昌、雪山腳下的戰旗，甚至可以說是都江堰旁邊清水的戰旗。所有這些討論說明什麼？我們今天的集體經濟想要有發展，就應該把集體收租的租源、收租的來源搞得多多的。把超過集體之外的，不能收租的資源搞得少少的，這集體經濟就發展起來了。

大家說集體經濟很多地方空殼村，已經都分了，沒有東西了，我們還怎麼發展集體經濟。就是因爲還沒有把自己腳下、沒有把村集體能夠掌控的那些資源變成收租的租源。很多地方搞不起來，搞不起來的原因是還沒有搞清楚當地的租源是什麼。

02

如何重構集體經濟

“三變”才能重構新型集體經濟

1、資金變股金——集體經濟的資產來源及政策基礎

今天中央文件講三變改革。第一條是資金變股金，這個說起來很容易，大家都知道資金可以變股金，但是什麼資金變爲什麼股金，討論的不夠。現在是黨要求農村貫徹發展集體經濟的方針，組織部從中組部下來，一直到各級組織部，都有發展集體經濟的資金，這個資金如果撒了胡椒麪，那就等於沒有把資金變股金。

很多地方把投到農村的資金全部變爲集體的流動資金。比如給村裏搞項目，但這個項目下達到這個村子的時候，項目資金變爲村集體的流動資金，然後集體來使用做項目，這不就形成集體資產了嗎，怎麼就不能消滅集體經濟空殼村呢？資金變股金，什麼資金呢，政府投到農村的資金變成集體的流動資金，這些資金形成的資產變成集體的固定資產，這不就是資金變股金了嗎？很多人說集體是空殼，我說是因爲大家長期以來沒有把資金變股金這條中央政策落實到位。有些部門就是拿着項目資金去跟那些企業勾兌，從中跑冒滴漏，分點、拿點，這難道不是普遍現象嗎？

如果一旦把這個資金下達爲集體資金了，那基層一個村裏面會有無數雙眼睛盯着這個錢，再想跑冒滴漏就很難了。因此我們很多部門現在要求必須招投標，必須得第三方評估，必須得交給那些有資質的公司，這些東西，其實是給自己的跑冒滴漏製造了無數的藉口，就是不願意把資金變爲集體的股金，自己掌握着。於是當這些項目修到村的時候，老百姓會替你照顧嗎？會替你管着嗎？會替你愛護嗎？這樣的項目下達到基層的結果，是你管不了、管不好、管起來不合算這三條。爲什麼要發展村級集體經濟呢，只有當你把資金下達到村，變成村的股金，村裏面去修了，去做了這些設施了，纔會替你管，幫你管好，有了問題才及時解決。

爲什麼要給村集體，說的很清楚了，下到村裏的項目，儘管完全合法地把這套程序走完了，但其結果並不好。所以，爲什麼不能把國家下撥的資金給集體呢，反正是要發展三農的。與其部門管着，不如資金變股金，做給村集體，現在很多地方試點縣都已經有成功經驗了。如果不放心，資金部門可以保留所有權，把處置權、分配權、收益權等等一概下到村集體，保留所有權監督，保證投到農村的基礎設施資產不被私有化。也可以以所有權做股，在縣級構建一個平臺公司來發展集體經濟，可以有各種各樣制度性的調整和組織結構安排。比如我們郫都區的深改辦、成都市的深改辦，應該考慮如何藉助中央提出的加強集體經濟的政策潮流，來調整我們農村的三農結構，把我們郫都區、唐昌鎮、戰旗村變爲一個雪山下的大花園。

剛纔跟大家說，我所有的知識都是跟大家學習學來的。只要大家有學習精神，見縫插針地學習，虛下心來，向所有交流的對象學習，就一定會有所創新。今天大家還是願意聽我的，可能是因爲我學的多，我把每一個人所講的東西，都從中儘可能去找到他的知識點，然後把這些知識點變爲我們可以融會貫通的知識體系。所以，就告訴大家這個集體經濟是喫租的，第一產業喫的是農業租，第二產業喫的是廠租，第三產業喫的是鋪租，加上牀板租。說到底，就是怎麼調整結構、怎麼能借助三產，把我們的租搞得多多的。

國家進入21世紀新時代，最重要的戰略調整就是生態文明戰略。我們國家很有意思，一代一代接着幹，久久爲功，不翻烙餅不折騰。其實，生態文明早在2003年就已經提出來了，當時中央提的是科學發展觀，不就是現在的發展戰略嗎？現在仍然是我們國家的指導思想和方針。科學發展觀提出之後，就要求放棄單純追求GDP的思想，但那個時候各地地方政府都在激烈競爭GDP，很難改過來。然後，就提出能不能改變覈算方式，把統計體系改了，改成綠色覈算體系。這樣劇烈地競爭GDP，導致社會關係高度緊張，所以中央2004年提出和諧社會。另一方面，由於大家在競爭GDP的過程中，外資正好滾滾流入中國，於是各地搶佔土地，結果導致農民大量發生羣體性治安事件，一時之間上訪告狀每年增加10000多起，最高年份能增加到17000多起。於是，2004年提出和諧社會的同時，針對農民大規模上訪的客觀挑戰和壓力，提出農業減免稅，把農民稅費負擔一次性減到零，從2004年推出試點，2005年全國實現，2006年就完成了。

如果大家還記得，那時候的說法是，沿用了幾千年的農業稅賦一次性減到零。但緊接着也帶來一系列問題，縣以下開辦的涉農企業，跟着一塊減稅，縣鄉村三級的收益大幅度減少，債務就開始暴露了。因此，2005年農業免稅的同時，中央提出的重大戰略叫做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開始向農村投入。縣鄉村三級不是負債了嗎，不是沒錢了嗎，不是不能徵收稅費了嗎，誰來解決問題呢？當時國家明確提出，縣以下三農的責任由中央和省兩級承擔，不再像過去那樣由縣來承擔，責任上收，由中央和省兩級承擔。所以，這個政策變化是非常實事求是的，生態文明重大戰略轉型，從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農業免稅政策提到新農村建設這一由國家承擔投資責任的戰略提出，國家大規模向農村投入基礎設施。也就是那個時候，水、電、路、氣、寬帶，五通進村。

國家大規模向農村投入，從2005年開始，把農村的絕對地租變成了極差地租。過去地主，如果把土地整平整了，有了對土地的投入，就意味着產生了極差地租。如果農田高低不平，沒有修整，就只有絕對地租，這種地一般都是願意租給那些幹活能力不強的人；而平整過的能夠有較高產出的土地，則會租給人高馬大能幹活的人，這樣產出高產生的租量也大。2005年新農村建設，最先搞的就是農田水利基本建設，讓水、電、路、氣、寬帶都進村，意味着把農村中過去只能產生的絕對地租變成極差地租。這原本是發展集體經濟的一個極好機會，集體可以多喫租。只有產生增量租的時候，村集體跟農民之間的分配關係才能建立。可惜那時還沒能來得及形成“鄉村振興”這麼明確清晰的指導思想。

鄉村振興戰略在“十九大”通過，明確提出鄉村振興戰略要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這是一個重大的改變。當然，不是說過去的政策不對，政策的初衷是好的，只是在那個年代沒有加強集體經濟，村幹部也很難發揮更大的作用。所以，相當多的資源漏出了，或者說本來產生了極差地租，但這個租值耗散了，散哪去了？跑冒滴漏了。再後來，又有了加大反腐力度、增加官方投入等重大舉措。

那一輪新農村建設，大量向農村投資，一開始幾千億，後來上萬億，確實緩解了農村很多投入不足的問題，提高了農村產生租值增量的可能性，但是並沒有帶來農村集體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主要原因應該說是沒有強調堅持正確的政治導向。中國是一個不斷進步的體制，於是現在新的指導思想就強調，要把三變改革、重構新型集體經濟當成一個由組織部門來貫徹的任務，組織部不是經濟部門。事實上，過去搞“五通”進村的部門，一定程度上形成利益分配。剛纔我講到，把部門投到農村的設施性資產做股變成農村集體的資產，有些部門可能想不明白，總會以爲這是自己部門的，但這哪是你的，這是國家投資，只不過通過你這個部門投下去的。

現在的做法，就是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由組織部門出面，這一點在黨的基層工作條例中就有。經過過去15年的大規模投資，農村形成了巨量資產，數以百萬億的，但是沒有讓這些資產變活，怎麼可以讓國家這麼大規模資產投到農村以後變成一個沉澱資產呢？不能。所以我們剛纔講，如何能夠讓這部分資產激活呢？交給村集體，由廣大農民盯着，同時也把羣衆也發動起來了。如果把這些投到農村基層的資金，包括投資形成的設施性資產，做股量化到村集體，空殼村就沒有了，很多村集體覺得都分光了，那是因爲沒看到這些年國家往你的村子投入了至少幾百萬、甚至上千萬。

我前兩天去藏區甘孜州德格縣調研，縣委書記說，這幾年國家給縣裏投了60億，難道不是大量變成了資產嗎？而全縣財政收入只有6000萬。可想而知，國家大量投資投到基層的這些設施性資產，如果只是死置在那裏，是多大的損失。

這兩年中央提倡發展集體經濟，很多人以爲是要走回頭路、走老的計劃經濟的路，怎麼可能！這麼大規模的資產沉澱在那裏，如果把這些資產交給私人或個體農戶，怎麼交？農村現在這種分戶經營，每家每戶一點小土地，像在川西平原人均不到一畝地，讓農戶怎麼搞。前不久疫情期間，國家發改委副主任，他是統計局出身，他說我們這些年國內已經形成了龐大的設施性資產，算總賬是1300萬億。什麼概念？中國14億人，意味着差不多人均一百萬。這麼龐大的資產，不能沉澱在那裏。當然很多投到城市的資產是在使用之中，比如道路、高鐵、機場等等，不完全是沉澱。我和我的團隊這次飛甘孜州，一下飛機，這裏的機場2018年12月才通航。在高原地區削山峯填山谷，修這麼個機場要多少錢，每一平方米的面積上得積澱多少資產，而全國有多少縱橫的高鐵網、運輸網，這些都是資產。

這些年投到農村的資金，幾乎讓所有的農田基本建設完成了改造。五通進村，在新農村建設的過程中是進行政村，在鄉村振興戰略期間是要進自然村。很多農村現在是連戶這一級都硬化了道路，這都是資產，都是國家投的。這個資產要變成有效資產，就得有人來使用它，使用過程中產生的收益就得有人來分享它。所以，今天集體經濟的條件具備了，當年條件是不具備，因爲那時候還沒有大量投到農村的沉澱資產。總之，現在我們講集體經濟資金變股金，第一條就是要考慮怎麼把這些沉澱的資產激活，變成集體經濟的固定資產，怎麼能把現在的項目資金投給集體經濟，變成集體經濟的流動資金。

福建省首批“金牌旅遊村”之一——蕉路村

2、資源變資產——空間生態資源開發增加租值

鄉村振興要和生態文明結合。作爲國家戰略的鄉村振興，爲我們的農村集體經濟三變改革帶來了什麼？第一是帶來了鉅額的資產，第二是當國家要求轉型爲生態文明發展的時候，跟過去農村工業化時代的發展戰略出現了內涵性的根本變化。

剛纔我們說到，昨天下午在學院4樓，高書記指着遠山說是什麼什麼山，當年的地震發生在哪裏，從這看過去怎麼怎麼，他在講什麼？他在介紹景觀，在講風光，在說戰旗村就能看到那遠山的地震帶，這就是知識點。剛纔有四川社科院的朋友跟我說，這幾天在他們小區院子裏，能夠照進星空，遙望星空是一個多麼美的感覺。

今天人民日益增長的消費需求是什麼，是文化消費。對生態資源的開發，意味着要收的租發生了一個質的改變，過去收的租是平面租，無論地租還是廠租都是平面租，今後要收的租，那個租值增量從就得從空間來，應該收的就是空間租。

最近自然資源部要出個多規合一的方案，找我們徵求意見，我們提出的就是空間生態資源，這個新的資源領域，和過去搞工業化的時期的平面化資源領域相比，完全是兩個概念。希望聽我們課的朋友們，能抓住這個重要的改變，那是地方發展的新的戰略機遇。

舉個例子，社科院的朋友說在小區裏邊能看見星空，這讓我感到很喫驚，一般在城市裏因爲光污染，要想仰望星空難度極大。我記得有一次去英國，在一個很小的鎮上，那裏有一個舒馬赫學院，他們要求所有來訪的人跟大家做一個自我介紹，問我的感覺是什麼，我說在這裏能夠仰望星空，我很激動，我在北京這個大城市裏是看不到星空的。這是什麼資源，典型的空間資源。

再舉個例子，前不久我帶隊在福建的一個沿海的灘塗上，那裏最近興起了一個現代產業是攝影產業，各地的攝影愛好者都跑到那裏去，那裏一張牀一晚上是2000元，地方的領導請我去看看，說我們這裏徒然就發展起來，是怎麼回事？一張照片照的是一縷斜陽，灘塗上插的那種杆子和網，是潮漲潮落的時候捕獲小海鮮的，叫趕小海。過去那裏是第一產業，灘塗就是第一產業的收益。現在一下子從第一產業躍升爲第三產業，攝影產業。來這裏的人長槍短炮的，隨便一個人背的設備就是多少萬，這些是都是高端客戶。高端客戶揹着多少萬的設備就爲了來拍這一縷斜陽，他們不在乎一晚上2000塊錢的牀位。蹲在那裏一個月，就是爲了拍一張好照片，全國攝影愛好者跑到那裏，變成了攝影網紅打卡點。這個資源，不是單純的灘塗，而是早晨的朝陽和晚上的夕陽，一縷斜陽無論早晚，射向這片灘塗的時候，是景觀資源，是極爲稀缺的資源。

這樣一來，那些辦民宿的、搞農家樂的，他收的那個牀板費就不是基本建設的費用，不是那個水泥磚塊的費用，他們喫的是那一縷斜陽。而這恰恰是公共資源是將空間資源轉化成現金收入，這就叫做生態空間資源。過去不做第三產業的時候，把這塊灘塗就當成灘塗，就單純是第一產業的資源，是平面資源。所以，集體經濟應該瞄準如何產生租源增量，就是緊跟中央提出的生態文明發展戰略，把當地的生態空間資源變成集體可以收租的資源。

在戰旗村，寫《解讀戰旗》的董筱丹老師，前不久在四川的一個村子裏研究調查，回來討論時說，這個村種果樹，到了花季的時候一大片花海，美極了，但是村集體不擅於把這個空間生態資源當成它收租的資源，有投資公司在這裏蓋了一個飯店，於是整個空間生態資源——最優質的花海變成了這家公司的收益，農民沒有收入，集體沒有收入。她從這個案例中得出了一個說法，叫做空間資源開發的非正義，因爲它不是集體收入，這個租值耗散掉了，租源在增加，但是村集體沒有拿到，就是因爲村集體沒有空間生態資源開發的概念。很多地方政府仍然想的是，一塊山地種了果樹，能多摘點果子，還是第一產業收益的概念，還是平面資源開發的概念，思維太保守落後了，好好的租就丟了，集體經濟搞不起來，反而讓少數人非正義獲利，這不符合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也不符合新時代的思想。

通過前面的分析，我們講清楚了，租源產生於從平面的資源開發變成空間立體資源開發的升級。再進一步分析，需要思考空間資源的特點是什麼？我們說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這裏面有很緊密的邏輯關係，山水田林湖草，綜合規劃系統開發。空間資源不能像平面資源、像土地那樣切成一塊一塊，山水田林湖草一定是個整體，一個山系和一個水系之間是緊密結合的。如果水好把水賣了，山系沒有水系，這個山就活不了，因爲水會被過度開採，而山就會缺水，各種各樣的動植物就被破壞了。

所以，山水田林湖草是一個體系，它是不可以被輕易切割的，要求在一定流域範圍內形成一個主體，這就叫資源變資產。剛纔講了資金變股金，現在講的是資源變資產，資源不能只是那麼點土地，必須包含空間生態資源。空間生態資源因爲它內在具有結構性的粘連，水系山系一定有這種特有的符合自身的物種——植被種羣等等，如果想要把資源變成收益，那就需要有新的說法，新的題材。

我這次在藏區，無論是甘孜州還是昌都，跟當地幹部交流時都強調我的關注點，不同海拔高程的晝夜溫差，這種地理條件、氣候和降水，當地的物種品質跟平原之間的差別等。比如，他們那裏生產一種葡萄酒，就是高原葡萄酒，是北緯三十度的葡萄帶生產的高原葡萄，其實叫做高山葡萄，這種葡萄的糖份沉積大大高於平原地帶，因爲晝夜溫差大，糖份、養份都很高。於是，海拔高度就成了它的題材，當地海拔是3411米，葡萄酒的名字就叫做3411 ，賣3411塊一瓶，走的就是高端路線。這意味着他們把空間資源變成了品牌資源，然後變成價格收益。

這確實是一種玩法。用今天很多人的理論來說，就是所謂的遊戲，他們就是這樣玩的，越到了高端的或者所謂的虛擬層次上，就越是看你用什麼樣的題材來支撐，他們相當於把氣候、地理、高程、晝夜溫差等因素都裝在了這個葡萄酒的品牌上了，是將各種空間資源整體凝聚成一個品牌，所有山水田林湖草作爲一個綜合的不可分割的資源體系，而不是像過去那種粗放經濟增長的階段，把它們拆開了切碎了賣掉。

所以，有些地方官員找我，讓我提點建議怎麼開發。我講完了以後，他們覺得還是習慣一賣了之。這說明大家停留在過去工業化時代對平面資源開發的習慣上太久了，不懂得怎麼把“兩山思想”變成租值增長的來源。而“兩山思想”直接提出山水田林湖草綜合規劃系統開發，這是中央的思想。總而言之，希望大家明白，空間資源立體開發，不可以拆開了買賣。

那麼，誰纔可以操作這個事情呢？我們注意到，以往的村落佈局基本都是藉助一定的水系，臨水而居，尤其在川西這一帶。如果在丘陵山區地帶，一個村莊基本上和山系結合在一起的。古人選擇自己的聚居地，是很科學的，根據山水體系來決定自己的定居位置。因此一個村莊的聚落，天然就有和當地山系水系及生物資源有機結合在一起的本村文化，那就是鄉土文化。鄉土文化千差萬別，十里不同風，文化資源就是不同的空間生態資源派生的，是“三生合一”的資源。爲什麼中央講鄉土社會是三生合一，山水田林湖草綜合規劃系統開發古已有之，村落佈局就是綜合規劃形成的。三生，就是一定的生態環境，決定特定的生產方式，形成獨特的生活方式。生態生產生活就是三生合一，這就是鄉土文化的內涵。戰旗鄉的高書記講到要開發的下一個項目時說有溼地，要把溼地利用起來打造一個親水環境，這個環境中的物業主張由社會投資來幹，但是必須符合村莊的規劃，堅決不許搞西式別墅、羅馬柱之類的，這會破壞這裏的鄉土文化。不可能簡單地把西方文化元素搬到這裏，尤其是像川西這種地方，只能是川西民居纔有價值，這是鄉土文化。

我想再一次強調，山水田林湖草是一個完整的體系，它們不可以被切割，不可以被拆散了隨便賣。各個村落按照當地的生態環境佈局，所以誰是山水田林湖草綜合規劃系統開發的主體呢？集體。這就是爲什麼在今天的生態文明戰略下，中央要提倡搞集體經濟。很多無聊的小文人說，這是要恢復計劃經濟、要重走集體化的老路子，這是他們不懂生態文明是個新戰略。這個新的戰略轉變就是空間資源的充分利用。

更進一步分析，也和現在中國面對全球化的挑戰，美國人強行與中國硬脫鉤有密切關聯。我們要轉向國內大循環爲主體。怎麼轉？很多人說，得抓緊復工復產，繼續推進產業對外擴張等等，我認爲完全搞錯方向，不懂得什麼叫做迂迴戰術。原因很簡單，越是按照原來的傳統模式復工復產，越是大量使用過去的辦法——我們過去使用了全世界最多的鐵礦石，進口了世界上最大規模的資源，大量的進口、生產出產品、大量的出口，繼續按照這套舊模式搞，就根本沒有轉向以國內大循環爲主。

國內大循環爲主的主體在哪裏？在國內空間生態資源的開發，在廣大的鄉村。所以中央在強調集體經濟的同時，也強調鄉村振興是我們應對全球化挑戰的壓艙石。中國當前面對挑戰怎麼解決，靠繼續向外出口嗎？當然，能出口的情況下也可以繼續出口，但人傢什麼時候掐斷的時候，大規模的出口模式會遭遇滅頂之災。而我們如果堅持“走自己的路，讓人家說去吧”，那就該轉型爲鄉村振興，這其中重要的政策導向就是重構新型集體經濟，而重構新型集體經濟的重要資源來源就是空間生態資源。這個整體資源的所有權人，是村集體，不是個人。

“空心”變“網紅” 小村故事多，位於大別山區腹地的河南新縣周河鄉西河村

就像我剛纔舉的那個例子，一片灘塗變成網紅打卡點，一張牀板一晚上能賣兩千塊是什麼造成的，是一縷斜陽，那斜陽該歸誰所有？歸個人嗎？如果只是搞了幾個民宿，那當然歸個人，但那是一個空間資源，本來不應該歸個人，應該歸集體，大家都應該分享纔對。所以，怎麼打造集體經濟呢，得把所有這些空間資源，以資源變資產，然後大家入股，由集體統一開發。就像在戰旗鄉，高書記等歷屆村委費盡心機把戰旗村地面資源收歸集體，這裏面有好多故事，有機會應該好好讓高書記講一課，談怎麼能夠把租值最大化。昨天他在講他的故事時，我給他歸納了一下，他的做法就是把原來有限的、按照平面第一產業收租的租值，變成按第三產業收租的租值，把原來十畝地收17000的租，通過他的方式變成一年收10萬，就是因爲他是代表集體談判；如果是個人在這十畝地上，有十戶二十戶的，頂多就是收幾百上千塊錢的租。這就是租值的增量被集體佔有，個體談判達不到集體談判的租值。

以上的分析就把這個道理提出來了，什麼叫空間生態資源變資產？國家轉向生態文明戰略，國家要面對全球化危機的挑戰，這個做法正好是每一個村的微觀制度改進，配合國家重大戰略的調整。這就是鄉村振興戰略要保持着正確的政治方向。而各級黨委應該抑制過去各部門追求本部門利益最大化的取向，儘早轉到政治正確的方向上來，要清楚地看到，現在是黨在推動這個事，黨在推動國家的這一轉變。

國家戰略轉變就是生態空間資源要有一個合理的所有權主體，村莊正好是以村的地緣邊界行使着所有權主體。很多人疑問，爲什麼這些土地、山林、水面等不能落實到個人。因爲，在中國歷史上，就是以村的地緣邊界來界定產權的。村村莊內部並不要求明晰到哪個人。如果我們把美國的教科書搬來，要求按照美國製度體系在農村搞制度建設，那是教科書上的浪漫主義，別忘了美國是外來白人把原住民印第安人的資源佔了，形成了今天所謂的產權制度。而中國人都是原居民，不是外來白人，我們就老老實實喫透自己的歷史資源，喫透自己的組織制度源泉，按照我們應該有的方式去做改制。

從這個角度來看，特別重要的是，面對的資源不同，得有一個新的代表這個資源開發的主體，那就是集體經濟。集體經濟的一個重要依據是生態化這個新戰略，它要求的是從平面資源開發變成空間資源立體開發，而空間資源是一個山水田林湖草的結構性粘連，它不可以被輕易分割，於是以村域的地緣邊界作爲生態空間資源的產權邊界，這部分生態資源，就是資源變資產的那個資源。集體經濟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它針對的是新的戰略改變所形成的新的所有權主體的要求。

3、村民變股東——實現股權主體的多樣化

村民怎麼變股東？這裏面有很有意思的安排。現在有的部門比較簡單，根據某年某月某一天確定一個股權的界限，那其實恰似一張破碎的臉。這麼界定股權，一定後患無窮，那張破碎的臉上永遠看不透，越是簡單的一次性決定村民都是股東，然後平均分享股權，並且界定說永遠不變了。凡是這麼簡單化去做事的幹部，一定是缺乏學習，恐怕一任幹部這麼一做，以後多少任幹部都扭不回來了，會造成很大的麻煩。

曾有廣東的地方請我們去，1997年廣東省委就發文推進以土地爲中心的社區股份制改革，就是戶口變股東，當時是一次性推動的。結果這麼變了以後，有很多當時沒有涵蓋到的人，不斷地找回來，比如外嫁女的問題，嫁出去了，戶口遷出去了，當時分地的時候人在啊，是承認她的，那她生的子女算不算？當年在這個村裏工作的，分地的時候有份，後來出去外邊就業了，戶口也遷出了，但是人家當年的勞動貢獻形成村裏今天的收益，當時的勞動不能不承認啊，於是回來要股權，拿給不給？現在更爲要害的是，比如婦女兒童權益保護法出來了，婦女權益必須保護，她說我這份權益在你村裏邊，你必須給我，就算開村民大會大家都不同意、認爲所有的外嫁女全都得清出，不準給他們分股權，那人家告狀，法院判村裏輸，村幹部說大會開過了大家不同意，你能搶嗎？法院說，我不能搶，但能封你賬號。法院一紙文書把你賬號封了，你怎麼玩？外嫁女不是好欺負的，永遠不變怎麼能永遠玩下去。

所以，當做一種股權，還宣佈永遠不變的時候，是自己給自己找了一個大麻煩，還自以爲是制度進步，是很可笑的。而且，恰恰不是主管部門請我們去，而是政法委請我們去，他們受不了老百姓上訪告狀打官司，怎麼對付得了這些事兒呢？於是請我們去幫他們研究，怎麼做制度調整才能補救。所以，一次性作股，村民變股東，不是一了百了，甚至可能給自己找麻煩、也給後人留下麻煩。

那應該怎麼做呢？這裏邊學問很大。在戰旗，這次我跟大家交流，主張把案例做的詳細一點，比如村集體怎麼作股，用案例教學，請大家現身說法。首先，勞動力投入算不算股，我家沒錢，有勞動力，我能不能投資算股。舉個例子，去年10月我們在煙臺調查了一個村。這個村的書記原來是一個果品販子，大家也都知道現在村一級的兩委，基本上同時也是企業主，很多基層幹部，書記、村長、村主任，基本都是企業家，說的直白一點，小資本家，就是中小資本家成了現在村兩委的主要力量。因此，今天的農村是什麼治理？精英治理；什麼精英？資本精英。很多問題也隨之產生。

山東推進農村產權融資

我曾經去過一個村子，很窮，在山溝裏邊，雖然種點果樹，但是遇到大旱，集體經濟完全沒有任何分配。村裏的勞動力大部分也都外出了，剩下的基本是老弱病殘，怎麼搞集體經濟？這個村的書記現在是山東省的典型，非常有名氣，那個村子現在變成一個幹部教育的參觀點。一個要地沒地，要水沒水，要勞力沒勞力，要資金沒資金的小山村，怎麼發展集體經濟？這個村書記，當時就是組織部要求回村，於是他把他的公司業務交給老婆打理，自己回村去幹。怎麼做呢？先把路修上山，纔能有機械，在山上建一個水塘，才能從下邊打井，把水調到山上，才能澆果樹，纔能有收入，否則就永遠窮下去。沒有勞動力怎麼辦呢？他做了一種工票，幹一天可以拿到一張工票，不論七老八十的還是殘疾的，拿不到錢但是你可以拿到這張工票將來換兩個小時澆水。以工票換水票，就把留在村裏的半勞力，或者稱之爲殘值勞力，可以被作爲勞動力要素調動起來，把勞動力變成設施型資產，把路修上去，把水修上去，可以澆水就可以抗旱了。

當他們把這套工作做完的時候，即使大旱之年，種植的蘋果糖分比較高，質量比較好，市場售價是其他村的三倍。這是把殘值勞動力變成了要素，所以當村民變股東的時候，這些投入了自己的僅有的勞動力，變成村裏的資產了。那麼，這些勞動力投入算不算股？勞力投入有沒有價值？是他們形成了這個村的發展基礎。後來的人再說，這兒已經搞起來了，投資可以變股金，投資人也算股東，但是這個外來投資股，根據合作社法不許超過20%，其他的資源性的股，勞動力的股，可以佔80%，所以我們至少可以看到，在股權安排上可以做到基本股按戶口算，勞動股按勞動力所形成的設施型資產算，然後外來投資股可以設置成優先股，這樣至少能設置出五六種、七八種股權，在那些集體經濟工作相對比較細緻的地方，一個村集體至少是五種不同的股權，不同的股權就決定着不同的股東的權益，這套結構後來派生出來的就是治理。

當一個村莊把資源、把資金、把村民身份都變成股東的時候，股權的多樣性就決定了治理的參與多樣性。治理怎麼來的？不是加強幹部權力，治理就來了，那叫做管理。治理是多種不同主體的互動過程。治理不是管理，管理是自上而下的，治理則是社會多元主體的參與的過程。當村莊設計有多種股東的時候，他們一定會是多元互動的，如果只有一種股東，那就很難有治理，因此說，集體經濟怎麼治理，多元的股東的互動。

集體經濟怎麼才能真正有合力呢？就得推動農村集體經濟的公司化改制，公司化改制，先得做到財產關係清晰，資源變資產的過程，指的是生態化的空間立體資源變成集體經濟的資產，勞動力的投入形成的資產變成股權，還有技術、文化等。比如戰旗要搞川西鄉居文化、川西生活形態，這是開展鄉村旅遊的重要資產，提供這些資產的村民就應該形成股權。一個村範圍內多種資源都可以變成股權，形成一個村集體的股權多樣化。

這裏邊還有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就是剛纔說到的山水田林湖草綜合系統開發。山水田林湖草是非標資產，處在資源形態的時候，還不可以進入市場做交易，這裏就可以引入股票一級市場的交易方式。股票一級市場上，村集體自己就是做市商，得去跟村莊發展有關的投資者去做對價，通過對價確定這些非標性資源性資產如何變成可標的價值化資產。這些對價關係意味着，什麼人是村莊下一步開發的合作伙伴，他就可以被叫做股票一級市場的戰略投資人。比如，要開闢一個唐昌國家農業公園有限公司，誰是農業公園的投資人，就得去跟他對價，通過談判，形成唐昌面對的雪山這個景觀的投資價格，以及一片多樣化的物種資源的價格。同時，還可以邀請有關的技術部門來參與對價，只要參與者能讓這個資源的價值增加。大家都來加入，多種投資主體在這樣一個對價關係之中，就形成各種股權的定價。

就好比上市公司，一個上市公司上市成功與否的標準，是它的股票價格是否通過股市最終實現，是增了還是減了。如果減了就是上市不成功，如果增了那就是上市成功。上市公司不是把資產直接推進二級市場，直接推進二級市場就意味着社會公衆都來出價，那就不對了。因此集體經濟在把非標性的資源性資產變成可標的價值化資產的時候，首先要採用股票一級市場的內部定價方式。同樣用戰旗的案例來說，當年戰旗的集體資產已經被私人承包，當集體要拿回來的時候，就用資金的方式，給流動資金定價，最終的交易是把已經被私人承包的這些企業收回來，他們採取的方式其實是內部定價方式 。所以，要克服過去的習慣，不能把村裏的資源直接請一個投資商來，由投資商直接招商引資直接開發，這個教訓非常慘痛。

我最近在福建的永泰縣，相當於福州市的後花園，自然資源非常好，各種各樣的古莊寨、明清建築大量保留，有數千棟老建築。其中一個村採用簡單化操作，把最優質的山水資源叫一個開發商來給佔有了，山水田林湖草整體系統就被切了一塊，剩下的可能就沒有這麼高的價值了。開發商一拉欄杆，收門票。村裏剩下的整條溝系的資源被切了溝口，自己想開發，門口已經被人家封了，很麻煩。

再舉個例子，可能感受會更直接一點。當年開發海南島，黃金海岸，一片金沙灘、藍天碧水，因爲那時三亞很窮，被當成荒灘賣給了外商。外商建起了五星級酒店，高峯時期一個牀位一萬，賣的就是這裏的金沙灘、藍天碧水。結果是按荒灘的價格賣給人家，平面資源給人家，等於把空間資源也一塊轉讓，而且一次性轉讓70年，再想往回找也找不回來了。

如果一個村集體相對來講比較有實力，就可以先建立內置金融。像華西村，就是收購了一個財務公司，變成了他的內置金融。華西村所有的企業都必須通過這個財務公司來做資金往來，財務公司收10%，這相當於把金融這個工具納入進來。如果搞了內置金融，就可以用內置金融作爲一個金融工具、作爲一個槓桿來做交易。比如，一棟房子值多少錢，一個院子值多少錢，什麼情況下可以定價？有人過來貸款，貸款需要抵押，拿房產一抵押，價格就出來了。做幾宗內部交易，資源價格就被這個金融槓桿撬出來了。所以通過內部定價方式，形成村莊非標資源的可標化價值，然後才能把它推出去對外交易。

在面向社會上交易之前，一定先有一個內部定價的過程，這叫做一級市場。通過內部定價，把資源——比如山，水，田，房子等不同的資源性資產做成股權，這是多元化的股權形成過程。我們知道股票一級市場，通過內部的對價交易，可以形成5種股權，那如果我們借鑑股票一級市場，也會形成多種股權，只有多種股權纔有多元的財產主體，在這個體系之內互動，纔有治理。總而言之，集體經濟的三變，資金怎麼變股金，資源怎麼變資產，村民怎麼變股東，三變才能重構新型集體經濟。

浙江安吉餘村風貌

03

有效治理

集體授信設置多元股權

剛纔已經說了，現在大多數村莊都已經是精英控制，也就是中小資本家，基本都是企業主。而企業家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爲唯一目標。如果現在村裏邊的黨政一把手基本上都是企業家了，難道能改變追求利潤最大化爲唯一目標的行爲方式嗎？哪怕是個作坊主，也是小資本家。中小企業的階級定位可以定爲中小資本家，那基層治理怎麼搞？怎麼讓基層幹部改變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追求企業利潤最大化，變成追求社會公共收益最大化？我剛纔舉了山東煙臺的例子，當地組織部長的做法就是以以黨的制度體系要求黨支部書記、村書記必須執行黨的基層工作條例。這兩個東西是個矛盾，按照教科書，他應該追求個人利潤，按照黨的基層工作條例，他必須追求公共利益。

當把城鄉融合戰略納入到鄉村振興的時候，比如現在高書記要搞100多棟院落開發，他說會對社會開放，什麼人會對這個院落感興趣呢？首先是瞭解溼地的人，是一種認同親水環境的人，這些人一定是社會中產階級，因爲大富之家、排在中國1%的那些鉅富，早就不是這種消費了。全世界範圍內中產階級有一個共同的政治訴求是綠色主義，要求資源環境的可持續，這是中產階級的一個有積極意義的重要特點。這和過去的階級分析不一樣，因爲過去沒有做過中產階級分析，做的是資本家階級和勞動者階級，這是對抗的階級矛盾。但隨着社會不斷發展，中國已經產生了三到五億的中等收入人羣，官方叫中等收入人羣，其實世界上通行的概念叫做中產階級。中國中產階級羣體的數量是美國的2.5倍、歐洲的3倍。中國擁有世界最大規模的中產階級羣體，卻沒有將其內在能量激活，並導向正確方向。這是我們今天堅持正確政治方向的不足之處。我們怎麼堅持呢？朝向綠色方式，這是我們國家戰略應該調整的方向。我們應該利用這些認同綠色主義的中產階級來做調整。這是今天農村治理一個很重要的領域。

在基層做工作組織的人，可以看到現在城鄉融合過程中，最願意去消費鄉土文化的就是中產階級。到戰旗村來的，不是大富之家不是億萬富翁，也沒多少勞工階級，而是有一定消費能力的中產階級。

討論治理問題，得了解清楚在村裏形成的一個社會結構是什麼。要把這個院落做成社會投資開發的時候，首先要弄清楚，誰纔來開發你這種院落？誰才願意消費你這種親水環境？誰才願意享受這種鄉野的、但又不是獨棟的。從這個角度來說，將來在戰旗成爲業主的這些人主要是中產階級。那就提出一個新的挑戰，怎麼面對這些中產階級形成有效治理。如果引入100戶院落的投資人，既是投資人，也是治理對象，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來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治理就基本上屬於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結合的一種社會關係。

說到多元股權，先拿高書記做的事來跟大家分析。如果我作爲中產階級，大家都知道我是典型的中產階級，大學教授，工資夠高，在城裏一般都有一兩套房子，再增加也沒有意義，不想當房東。那麼，就想找點能休閒的地方，這是起碼的要求。高書記這裏是個不錯的地方，我來投資，要一個院落，那我我怎麼才能變成你的村民？你得替我想啊，否則我的投資怎麼能長期呢？我怎麼變成你的股東，你得替我想啊。

我的辦法是什麼？投資人可以擁有某一個專業合作社20%的股權，只要擁有這20%的股權，我就變成你的股東了。村民可以變股東，投資人難道不可以變股東嗎？可以。法律規定，不超過20%。那什麼是20%呢？我投資裝修，改造這棟院落，我投多少，你給我按照投資做一個股權比例，然後組成你的合作社。比如說，我的投資保證20%的這種條件下，三戶院落構成一個合作社，那你給我湊5個身份證組成一個物業合作社了，我就是你的合作社社員了，我就佔了20%的股權，合理合法。這樣我就會參與這個合作社的治理，比如社章怎麼制定，這就變成了一個多元的參與過程了。多元參與就是治理，這個治理關係合理合法的，同時又在你的地盤上，你可以收租，何樂而不爲？新的治理結構就是這樣形成的。

大家都知道浙江，很多人都去過“兩山”提出地浙江安吉縣辦的講習所。那裏怎麼開發村莊？在安吉縣的餘村，光上海人3000，本村人不到1000，原來1000多人走出去了三分之一，還剩下七八百。也就是說，外來的上海人投資開發這個村落的，人數是本村人的好幾倍，而卻還有很多在上海工作的外國人，也到這兒來。他們怎麼把物業變成人家願意投資的財產？除了承認投資人做的改造、裝修都是資產，而且在村裏有股權，是村集體股東，參與村裏的分配。除了這些之外，投資人擔心的是今天投了這棟民宅，明天變卦了，收不回來投資，擔心白投了，但如果是集體化的公司，就敢投資了。一旦形成多元治理，這個經濟過程客觀上要求一個治理過程。如果投資人完全沒有參與治理的能力就不敢投資。

所以，怎麼讓業戶放心，怎麼能夠形成一個有效治理。有效治理是配合第三產業業態開發的，不是按照一個文件、一個法律搞一套程式就能完成的，包括現在都被大家公認有效的那種網格化治理等等，沒有結合業態變化，就算網格化了，不過是看成本大小，如果當地有足額的財政就維持的住，如果沒有足額的財政，網格化是一個高成本治理。如果能夠形成一個多元股權，讓大家願意投資，願意加入進來，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治理的前提。

還有個重要的話題，就是今天多的是錢，少的是資源。過去招商引資是因爲沒錢，現在實體經濟普遍不景氣。國家大量印鈔，想讓它進入實體經濟，但進不去。因此現在錢淤在金融機構內部轉圈子，投不出去。現在是錢多，到處找可投資的領域，但找不到。所以很多過去按教科書浪漫主義行事的一些學者也在積極鼓吹應該放開農村物業，允許市民下鄉，大家也都基本接受了這一套。中央最近也明確提出，城市化是個方向，逆城市化也是個方向。什麼叫逆城市化，市民下鄉就是逆城市化。如果城市化是以鄉村的衰敗和破壞爲代價的，就得逆城市化。怎麼才能貫徹？戰旗是中央提出鄉村振興後，領導人來的第一個村，怎麼讓戰旗繼續高舉，要看其逆城鎮化怎麼做。這得有一套辦法，除了財產關係的安排，還有治理關係的安排，這就是高書記面對的新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