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制，敕出中書門下，故事之大者使相系銜。”

自北宋以來，從唐朝流傳下來的“大敕系銜”就得到了很大的發展空間。從“大敕系銜”存在開始，就和中書門下的宰相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這項對於使相的優待政策，在經歷了由所有敕牒均可列銜到僅限於“大敕”的演變之後，逐漸成爲了北宋時期一個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政治制度之一，在我國古代的宰相制度中發揮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閃耀着耀眼的光芒。

“大敕系銜”設立主要依託三大方向：中書門下體系、統治者重視度、朝堂局勢

“大敕系銜”的設立其實在本質上是屬於一種使相制度，從職銜上來看，這種制度和中書門下的宰相制度之間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衆所周知，中書門下制度是在唐玄宗時期開始出現的，同一時期，使相制度也逐漸萌芽。

根據《唐會要》中記載的文字可以推斷出，大約在公元723年，中書門下體制正式建立，這同時也爲使相制度奠定了基礎，同時也爲後來的“大敕系銜”埋下了伏筆。

在北宋前期，“大敕系銜”可以說是對於使相的一種優待制度，所謂的“大敕系銜”就是說每當朝廷有重大的敕命要頒佈之時，使相擁有和中書門下官員並排的權力，列銜於當時敕牒制度的末尾。

在中書門下體制漸漸完善的過程中，使相制度也漸趨發展完備。與此同時，使相敕尾列銜的制度，自建立以來，也經歷了一個由所有敕牒都能列銜到僅限於“大敕”的發展演變過程，後來到了宋神宗元豐時期，統治者爲了更好的管理國家職銜制度，改革中書體制，“大敕系銜”制度最終畫上了圓滿的句號。

唐末五代之際一直到北宋前期，由於政權的更迭，國家的政局一直十分動盪，功臣悍將的政治地位逐漸提高，嚴重威脅到了朝堂中其他官員的地位和利益。根據可靠的數據顯示，正常情況下，使相的數量應該在十幾人左右。

但是在唐末到北宋前期這段時間裏，使相人數都達到了三十人左右，在這種情況下，使相的人員突然增多，給朝廷造成了嚴重的壓力。所以，使相的權限開始由最初的不限權限演變爲僅限於“大敕系銜”。

使相不同於宰相，它主要是一種身份的代表，而宰相確實一種職位，如果繼續維持使相列銜敕尾的待遇不加任何限制的話，就會造成很嚴重的後果，給統治者的管理帶去很大的麻煩。爲了避免這種麻煩的發生，也爲了穩固自己在朝中大臣心目中的地位，經過再三的考慮，並且結合了當時許多大臣的意見以後，就有了“大敕系銜”這種比較折中的辦法。

這種折中的方案被頒佈以後，受到了不少大臣的支持，在《容齋三筆》中有一段文字詳細記載了“大敕系銜”確定以後的情形：

八月，閤門詳定合班雜座儀: 中書令、侍中、同中書門下平事( 以上爲宰相，或謂之宰臣) 、親王、使相( 樞密使、留守、節度、京尹兼中書令、侍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尚書令、太師、太尉、太傅……

從一段文字中可以看出，朝堂中官員的秩序一片井然有序，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利於統治者的統治與，而且有利於北宋王朝政治發展的。

“大敕系銜”擁有兩大職能：“承認”與“彰顯”使相的身份和地位

“大敕系銜”作爲北宋前期具有代表性的制度，在《文獻通考》卷五九中曾有過一段文字講述了這項優待政策的由來：

學士竇儀曰: “谷之所陳，非承平時事，不足援據。今皇帝開封尹同平章事，即宰相之任也。”

帝聞之曰: “儀之言是矣。”即命太宗書敕以賜之。”

到底何爲“大敕系銜”，它又在朝政事物中發揮怎樣的作用？簡要來說，“大敕系銜”雖然屬於宋王朝敕命頒行制度中的一環，但是在實際的朝政事物的文書運作中，並沒有什麼用處。如果說非要有什麼用處的話，那麼它的用處僅在於承認和彰顯使相的身份和地位，主要表現爲一種虛化的優待而已。

使相之所以擁有“大敕系銜”的資格，很大程度取決於他們所帶的“宰相”身份。在北宋時期，並不是每一個官職都能夠隸屬於宰相的頭銜之下，能夠標誌宰相身份。

在北宋時期，中書門下是北宋前期的宰相機構，“中書門下”之後又羅列了許多其他的職銜，比如“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參知政事”，這四種官職都是中書門下官員的頭銜，換句話說，也就是所謂的正副宰相。其中，中書令、同平章事、侍中屬於宰相，而參知政事則屬於副相。

所以，北宋前期的正宰相職銜，也就是使相可以帶有的宰相職銜，實際上就是指中書令、侍中和同平章事這三種。這些帶有中書門下職銜的使相被視爲等同於宰相的官職，他們的上事儀式在中書門下舉行，雖然另有差遣，但是並不在朝堂之上供職，較爲特殊的地方是，即使他們不在朝堂上供職，卻依然擁有“宰相”之名。

人們在尊稱這些人爲“侍中，令公”之時，同樣也將其尊稱爲“相國，相公”等。受到統治者的優待，這也是“大敕系銜”獨特的地方之所在，在馬端臨的《長編》中曾有文字記載詳細記載了帶有“宰相”頭銜受到的“大敕系銜”的優待：

“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爲開府儀同三司，左、右僕射爲特進，吏部尚書爲金紫光祿大夫。”——《以階易官寄祿新格》

可見，這種折中的政治制度的有效運行，得到了當時許多人的支持，不少朝中大臣願意主動自覺的服從這種政治制度。

“大敕系銜”實爲虛化的優待策略，與中書門下體制緊密掛鉤，緩解官員之間比例過於懸殊的問題

上文已經說到，北宋時期的“大敕系銜”在本質上是屬於一種虛化的優待政策，這種優待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安撫朝中大臣內心的不滿與不平。在北宋王朝剛剛建立的時候，統治者需要能夠信得過的賢臣來輔佐自己管理國家，穩定朝中秩序，鞏固自己的剛剛建立的政權。

這個時候，如果由於官員之間的身份地位懸殊過大，或者是由於某些賢臣的利益得不到保護，統治者輕信於小人之惡語，而忽視真正的賢臣，必然會給國家的統治帶去不小的麻煩。

這種優待政策的提出，一方面緩解了當時官員之間比例過於懸殊的問題，在另一方面，也可以籠絡人心，讓朝中大臣看到君主對於賢良之臣的重視，只有得到了皇帝的賞識與愛戴，這些賢臣才願意主動爲新建立的王朝發展獻計。

久而久之，朝中大臣們耳濡目染，就逐漸少了些勾心鬥角，爾虞我詐的鬥爭，都願意爲北宋王朝的建立出謀劃策。良好的政治氣氛在朝堂中形成，各種治國方案紛至沓來，統治者自然而然便可治國有方。

自唐朝“安史之亂”以後，我國古代的經濟一直處於一種低速發展的狀態。北宋政權建立以來，統治者極力想恢復“盛唐”時的經濟發展水平，所以在政治氛圍如此和諧的情況下，北宋前期的經濟得到了較爲迅速的發展，許多新的農業生產工具都在這個時期被髮明出來，極大地提高了社會生產效率，百姓的生產積極性也由此大大提升。

文化在這個時期也到了很大的發展，百姓的思想隨着開放的政治氣氛得到了相當大的解放，在勞有所息的時候，人們的娛樂活動也逐漸增多，這直接爲後來“瓦舍”等娛樂性場所的誕生打下了良好的社會基礎，同時也使得各種文化有了極大的發展空間。

總的來說，“大敕系銜”制度淵源於唐朝，至宋神宗元豐改制而終止，雖然它並不算一項非常重要的制度，但是卻是北宋前期一項十分具有代表性的制度。它自誕生之日起就和中書門下的體制息息相關，同時又緊密關聯着唐宋時期官職和使差之間從分離到整合的歷史演變過程。

在北宋的歷史上，發揮着舉足輕重的作用。即使這項優待政策存在的時間並不長久，卻也在某種程度上給後來的統治者帶去了一點積極的借鑑意義。適當的實行某種優待政策，其實也是安撫朝中大臣的一項有效措施。

參考文獻：

《宋史》

《宋會要》

《東京夢華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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