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70周年丨3年135万志愿军，谁守护了“最可爱的人”？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和平年代来之不易，为了新中国牺牲的那些英雄们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今天的推送，改革君想从一张动图中的老人说起。

这位脸部被烈火灼伤毁容的老人，叫涂伯毅，今年89岁，是抗美援朝志愿军的一员。

1950年，朝鲜战争全面爆发。19岁的涂伯毅作为第一批入朝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扛着大旗横渡鸭绿江，奔赴抗美援朝战场，保家卫国。

1950年10月初，美国侵略军悍然越过三八线，并把战火烧到中国边境，严重威胁中国国家安全。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和朝鲜人民一道共同抗击侵略者。新华社发

那时的中国没有能拿得出手的装备，第一批出国参战的25.5万士兵，每个人最多只能分到40发子弹。相反的是，美国军队拥有现代化的装备，又极为无耻地使用凝固汽油弹、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等杀伤力强的毁灭性武器。其中，凝固汽油弹是一种燃烧时像沥青似的粘性燃烧体，炸开时分散出很多燃烧的碎片，有粘性的碎片会在士兵的身上继续燃烧，又由于当时志愿军缺少钢盔，打仗时头、脸必须暴露在外面，所以这种烧伤以面部及手部等暴露部位多见。

涂伯毅就是被这种凶残的“凝固汽油弹”所伤。在一次作战中，他与战友埋伏在山坡上，敌机在他们头顶盘旋几个来回后，突然投掷凝固汽油弹。

“当时山坡烧得硝烟弥漫，树木、杂草都在燃烧，连石头都在燃烧，我在火海中也烧着了……”70年过去了，涂伯毅回忆起那时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全身大面积烧伤、面部被毁、双手伤残，他被送回国治疗。

跟涂伯毅一样，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和反击能力的中国志愿军，伤亡惨重。加之战争突然打响，志愿军保暖装备供应不及，大雪狂飞，朔风刺骨，士兵们在酷寒中赤脚过河。冻伤、烧伤和爆炸伤，造成大量士兵器官缺损。

据资料显示，中国志愿军负伤人数共计322769人，伤类中排前两位的为炸伤和枪伤，分别占61.6％和17.0％，冻伤、烧伤和毒气伤分别占11.1％、1.8％和0.1％，头面部受伤的士兵占战伤总人数的10％左右。

历史在战士们的身上留下了伤疤，为了国家和人民，他们不曾退缩。好在，在枪林弹雨的战场后方，还有这样一群妙手仁心、医术精湛的医学科学家们，他们用行动诠释了属于那个战火纷飞年代的“国有危难时，医生即战士”的誓言。

战争爆发，全国各地组建医疗队

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推动下，全国各地组成多支医疗队，黄家驷、张涤生、宋儒耀、王翰章、周树夏……一批批医学专家组成援朝整形外科手术医疗队，开赴前线最近的后方战地医院驻地救死扶伤。其中以宋儒耀教授为首的“西南援朝手术队”和以张涤生院士为首的援朝医疗队特别突出。

师生参加上海市举办的医务工作者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政治报告会

战争何其残酷。曾两次参加过抗美援朝医疗救治工作的周树夏永远记得那刻骨铭心的一幕：一天，从战场上抢救下来一名年仅18岁的小战士，颌骨错位而导致面部畸形，头部80％三度火器烧伤。因为面部的严重创伤，小战士咀嚼功能丧失，虽经多次抢救，但几天后终因病情恶化，离开了人世。

在目睹了战争对战士们心灵和身体上带来的巨大伤痛后，为满足口腔颌面战伤救治的需要，回来以后，援朝医学专家们系统地学习了修复整形技术，不断提高业务技能，对整个中国口腔颌面外科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甚至可以说对中国口腔颌面外科的奠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为救治伤员，张涤生主动寻找病人

1950年12月15日，上海成立了医务工作者抗美援朝委员会，并提出组织志愿医疗手术队支援前线。很快，全市以同济医学院，上海医学院、私立医院和市立医院分别组成三个手术大队，共400余人。曾任太平洋战争远征军中唯一中国战伤外科医生的张涤生，担任上海市第一批抗美援朝医疗手术队副大队长兼颌面外科中队队长。

第一志愿手术医疗大队

名单

1951年冬，张涤生推迟了婚期，随医疗队离开上海开赴东北。

1951年，由同济113人组成的上海市抗美援朝支援医疗手术总队第一大队在奔赴“抗美援朝”前线出发前合影

2月3日，第一大队到达长春军医大学，2月10日正式开始工作。但由于身处抗美援朝战场的后方，且当时中国并没有形成完善的战伤救治机制，很多病人都被分散到各个医院，可供张涤生治疗的病人不多，他便决定自己去寻找病人。

为了使大量烧伤、冻伤官兵能够得到集中医治，张涤生用四个月的时间跑遍了东北，甚至跑到了黑龙江最远的地方漠河，最终通过多方努力，将病人集中起来，在长春开办了中国第一个战伤、烧伤和冻伤土兵的治疗中心，设病床60张，收治各地转来的伤员。在某种意义上，这可谓当时中国第一个整形外科治疗中心。

在战火中淬炼，张涤生立足拓展整形外科事业。随队返回上海后，张涤生继续从事唇腭裂、面裂等畸形的修复工作。1958年，他参加大面积烧伤病员邱才康的抢救工作获得成功，创造了世界上医治大面积烧伤成功的奇迹。1961年，张涤生在上海广慈医院任口腔颌面外科主任期间建立了整形外科，后又将整形外科更名为“整复外科”，促成上海整形外科的飞跃，也使我国整形外科在国际上脱颖而出。

我们是白衣战士

我们来自黄浦江边

为了响应祖国伟大的号召

我们走上了抗美援朝的征途

我们带来了五百万市民火热的心情

我们带来了救死扶伤的技能

技能要献给英勇的战士

热情要温暖北国的寒冷

过长江，跨黄河

出了山海关

还要冲过鸭绿江

同志们！

祖国江山如辽阔广大

美丽雄壮

帝国主义却在

血染朝鲜威胁我边疆

我们怎能忍受这无情的侵略

我们怎能掩没满腔愤怒的力量

同志们！

为祖国服务吧！为祖国献身吧！

献身革命不让人

服务战士要争先

我们是白衣战士

我们来自黄浦江边

——张涤生《我们是白衣战士》

（《同济大学1951年毕业纪念刊》）

战场“接力”

宋儒耀、王翰章等接管“冻烧伤治疗中心”

1951年7月，首批上海医疗手术队援朝任务结束，张涤生筹建的“冻烧伤治疗中心”由宋儒耀教授带领的西南整形外科手术队接管。

援朝整形外科医疗队出发之前由队长宋儒耀负责选拔队员，时年32岁的王翰章已经在华西口腔医院当了3年住院医师，是宋儒耀教授的弟子兼助手，自然是被首先考虑的人选。1951年4月31日，由宋儒耀任队长，邓显昭、王翰章、吕培锟等 10人组成的西南整形外科援朝手术队离开成都前往重庆，与重庆一支10人组成的“胸腹外科手术队”合并，成为“西南援朝手术队”，共同奔赴东北。

西南抗美援朝医疗队在长春野战医院

战时救治条件简陋，房子都被炸得断壁残垣，野战医院只能建立在日本留下的八大部政府大楼群里。“从没看到过这么惨烈的伤员。”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耄耋之年的王翰章仍很激动。他在战时日记里记录了一位伤病战士的话：“感谢你们，我不怕牺牲，是为了祖国的安全、后代的幸福……”，战士们热血无畏、视死如归的精神深深地打动着战场支援的医生们。

王翰章

在战后医院，王翰章从一名单纯的口腔外科医生，瞬间转换成一名需要面对各种复杂高难度手术的创伤修复与整形外科医师，王翰章和他的同事们不分昼夜地战斗在手术台上。“每天早晨，天不见亮起床……查完房就进手术室，一站就是一天，累了就和衣在地上眯几分钟，起来脱了衣服继续手术，回去时，已经是晚上10点过，又写工作笔记、手术记录。”伤员太多，人手太紧，即使通宵达旦、不停手术成为工作常态，他还是挤出最多的时间，边学边干，尽可能多地挽救年轻战士宝贵的生命。

也是在这里，发生了让王翰章终身难忘的一次心痛经历。

化手术刀为利剑，王翰章治人更治心

手术队病房开设的第二天，年仅20岁的志愿军战士金汉奎因被凝固汽油弹烧伤转送到“冻烧伤治疗中心”。

金汉奎是个北方小伙子，生得高大魁梧，被送来的时候意识还很清醒，能够跟王翰章进行对话，但耳朵、鼻子没有了，双手只剩下手掌，脚也只剩下脚掌，双眼上下眼睑外翻，眼球完全暴露，嘴巴挛缩成了鱼嘴一样，只能用管子吸食流质。检查后，王翰章发现这个年轻的志愿军战士“只有肚皮上的肉还是好的”。

王翰章用了3个星期时间来帮他抗感染，又用了将近半年的时间为他做了4次手术，渐渐地，这名战士能够自如闭眼、张嘴进食……在院期间，小战士金汉奎经常拿着未婚妻的照片，一看就是半天，痴痴地憧憬着回家过两个人的平凡小日子。

由于烧伤的特殊性，病人面对巨大的精神压力，为避免伤员看到自己毁容的情况，烧伤中心的病房里没有镜子，门窗也不允许有明亮的玻璃。因此，金汉奎一直没见过自己受伤后的容貌。在经历几次手术后，已经恢复得较好的他，撇开护理人员自行去卫生间，不料，卫生间的双层玻璃窗只蒙住了一面，他从另一面看到了自己的模样，年轻的他一声绝望的嘶喊后，撞破窗玻璃从3楼飞身跳下，闻讯赶到的护士只抓下了他的衣角……“他为什么不能再坚持坚持啊”，每每想起这名小战士，王翰章就止不住自己的眼泪。

这件事让王翰章意识到，颌面外科医生的那把手术刀，在帮助病人消除瘢痕的同时，夺回的更是对生活的信心，在援朝手术队近一年的经历让王翰章明确了此生的目标，心无旁骛。

志愿军回国后，王翰章和同事们用了近10年时间来为伤员整形，“这些伤员大部分被毁容，不能见人，这对他们是最残酷的，我们想尽最大办法，让他们能像正常人一样交往。”高强度的战伤救治工作没有令王翰章却步，相反，他更加体会到口腔外科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