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蜜月期”，西洋传教士在中间扮演过重要角色。他们来的直接目的，就是传教。为了在历史文化悠久的神州大地找到传教的突破口，传教士们表现出对儒家文化的包容与尊重，并将其教义与儒学相结合。他们的工作也超出传教的范围，特别突出的一点就是传播科技，甚至进入仕途。

当时，一批传统士大夫也渐渐热衷于在科技方面有所成就，传教士具备的近代科学，恰好成了他们渴望学习的知识。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在与传教士的科里交流中形成“会通”的见识，他们把这种文化交流看成是学习机会，并积极地将学来的科技知识用于制订历法、水患灾害、军事等领域。

对于这种演变成势的文化交流，朝堂并没有形成一致看法，朝廷分为容教派与反教派，在对待传教士的态度上就有很大的不稳定性，时而和谐相处，时而针锋相对。

当容教派占上风时，许多传教士都能得到重视。崇祯年间，传教士汤若望等人就曾受到朝廷重用，参与过铸造火器和修订历法等工作。

清军入关后，汤若望继续受到清廷重用，他曾多次陈述西洋历之长，并准确预测了日食初亏、食甚、复圆的时刻，最终说服多尔衮，从顺治二年开始，将其参与修订的新历《时宪历》颁行天下。汤若望也因此被多尔衮任命为钦天监正。此后，汤若望力图独尊西洋历法，并压制守旧的钦天监士人。

顺治二年，汤若望“以修补新历全书告成，恭敬御览”。他因有功于朝廷，地位也节节攀升，甚至被顺治尊称为“玛法”（满语意思为爷爷）。因为满清处于兴起阶段，皇帝以及部分王公也有开拓进取精神，他们既吸收汉文化之精华，对西洋文明也有较浓厚的兴趣，较少有“华夷之防”的观念。

到了顺治、康熙交替之际，反教势力开始占据上风。

顺治十四年，为了回应汤若望的压制，已被解职的钦天监回回科的吴明煊上书，控告汤若望剥夺回回科的本职工作且西洋历法有误。但在奉命实际测量时，回回法推算有误，吴明煊不仅没有扳倒汤若望，自己反而获罪。

汤若望因备受顺治信任，以杨光先为首的士大夫心怀不满，他们写了一系列的反传教士和西洋历法的文章，并广为传播，但终顺治一朝，也未威胁到汤若望的地位。待顺治去世，鳌拜便代表这批保守士大夫的意愿，对汤若望群起而攻之。

杨光先由于有文化本位的观念，以正统卫道士自居，将中西历法问题上纲上线，借助政治力量排斥西洋历学以及传教士。鳌拜有很强的权利欲，对西方文化敌视对待，并对西洋历发全面攻击，以至出现恢复旧历的气氛。

康熙三年七月，杨光先上书弹劾汤若望，并控告西洋传教士三大罪状：一、邪说惑众；二、潜谋造反；三、历法荒谬。要求将汤若望“依律正法”。接着，礼部审问汤若望，可汤若望当时已经七十多岁，“猝患瘘痹，口舌结塞。”因而，由南怀仁代为答辩。

十一月，礼部剥夺汤若望、南怀仁等四位传教士的公职，并逮捕入狱，交刑部议处。次年一月，判决意见经辅政大臣同意后，汤若望因图谋不轨又是主犯而被判绞刑处死，另外三人各杖责一百，然后驱逐出境。

康熙四年四月，当辅政大臣最后审核刑部判决时，竟认为汤若望大逆不道，应该凌迟处死，至于其他传教士应该杖责、拘禁以及流放。

但是，当汤若望的判决公文呈送到康熙与孝庄手中时，京城发生地震，皇宫与城墙为之震动，许多房屋倒塌，教堂屋顶上的十字架也被震倒在地。这次地震持续三天，不同的人对此产生不同的看法，孝庄太后就认为：

“汤若望向为先帝所信任，礼待极隆，尔等欲置之死地，毋乃太过。”

于是，汤若望等传教士全部无罪释放，但鳌拜却派杨光先替代汤若望的钦天监职位。

反教势力并未因此而收敛，当汤若望回到教堂后，鳌拜等人又唆使不法之徒到教堂闹事，将顺治亲赐刻有“通微教师”的石碑敲碎，并将汤若望驱逐出教堂。一年后，汤若望去世。

对于传教士的不幸遭遇，孝庄太后曾多次向康熙辩白，认为汤若望的西洋历法二十年来并无错误，汤若望被迫害完全是受人诬陷。康熙亲政后，便为汤若望平反，下令归还教堂房屋，恢复汤若望“通微教师”的封号。

汤若望被判刑，本质上是两种文化的冲突，并夹杂着些许个人恩怨。在此程中，以杨光先为代表的保守士大夫不仅在历法上显示出自己的无知，观念上也存在着严重的“惧洋”甚至“排洋”思想，从而使他们将汤若望的西洋历法视作“窃取正朔之权”的歪理邪说，认为传教士“借历法以藏身金门，窥伺朝廷机密，内外勾连，谋为不轨”。

固然，杨光先的观念有些片面和过激，但他的“担忧”也并非毫无依据。明朝中期以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就不断在东南沿海活动，有部分传教士暗中搜集情报，寻衅滋事，引起很多百姓愤慨。

不过，康熙相比杨光先等人对待西洋文化的态度，反而更加务实。康熙本人对西洋科技感兴趣，在保持气节的同时，对传教士并没有全盘否定。他尊重西方科学，肯定传教士对朝廷的作用，并在教廷能遵守“利玛窦规矩”的前提下有限放开传教士的活动范围。

文化交流在于促进文化进步，开放包容的心态才能取长补短。汤若望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他的遭遇反应了朝堂对西洋文化的基本态度。康熙在处理此事的过程中，逐步确立了“唯是是从”的文化方针，他本人也开始积极学习西洋科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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