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金興

農業革命和工業革命是迄今爲止人類社會經歷的兩次偉大變革，這兩次變革深刻而全面地改變了人類生產與生活的面貌以及人類自身與自然界的關係。考慮到目前生活在發達國家的人口只佔全部人口的五分之一，原始落後的農業生產仍在一些低收入國家佔居主導地位，因此，從全球視角來看，我們現在仍處在工業革命的餘波之中。與農業革命不同，工業革命並非相對獨立地起源於少數幾個不同的地區，而是相對集中地發軔於英國的英格蘭地區，繼而傳播至歐洲大陸和北美殖民地以及其他歐美以外的國家和地區。從18世紀中期到19世紀中期，在這大約一百年的時間裏，英國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突破了馬爾薩斯陷阱，實現了以人均收入水平持續提高爲特徵的現代經濟增長，其本質則是由傳統經濟社會向現代經濟社會的轉型，由此，蔚爲壯觀的現代化進程席捲全球，直至世界的各個角落。雖然各國啓動現代化的時間有早晚，具體國情有差異，所處的時代特徵有區別，從而會選擇不同的道路和模式，但是，英國作爲經濟社會現代化轉型的“原型”，始終具有獨一無二的研究意義和參考價值。

正因爲如此，英國這段對人類社會具有重大意義的歷史一直都是學術界關注的重點，無數學者從技術、經濟、政治、文化、制度和軍事等不同視角，不斷提出問題、假說和解釋，進行測度、檢驗和爭論，寄希望於找到成功實現現代化轉型的訣竅和鑰匙。美國經濟史協會主席（2002-2003）、西北大學教授喬爾·莫克爾（Joel Mokyr）的《啓蒙經濟：英國經濟史新論》一書，試圖說明源自啓蒙運動的思想和信念改變了英國的制度和英國人的經濟行爲，從而催生了經濟社會的轉型和工業革命。從這一視角出發，作者對英國在工業革命及工業革命之前一段時期的知識和技術、產業和貿易、人口和社會、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進行了深入細緻的全景式描述和解讀。作者在本書中闡發的許多深刻見解，不僅對於理解英國的轉型有重要意義，對於包括中國在內的後發國家的發展也有諸多啓發。擇其緊要之處，簡述如下：

第一，啓蒙思想是轉型的前提。啓蒙運動中產生的一些思想信念，是促進英國經濟社會轉型的前提條件。近三四十年來，經濟學家基本形成了共識，即制度通過對人們行爲的激勵和約束，決定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的投資以及創新和技術進步的類型和速度，從而決定長期經濟發展的績效。而制度的形成和演變則取決於人們的思想和信念，因此，思想、文化和信念可能是決定長期發展的更深層次的原因。啓蒙運動是人類歷史上偉大的思想變革之一，其中一些最核心的內容成爲英國轉型和變革的動力源泉。比如進步主義的觀點強調科學的方法和知識的傳播可以促進有用知識的積累，增進人類的福利，這激發了人們克服環境和資源約束、實現技術和社會進步的進取精神。實際上，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實現的衆多技術突破，並不是由於重大的科學發現，而是由於有用知識得到了更好的傳播，包括借鑑之前的技術和國外的技術。另外，衆多企業家、發明家和技術人員願意致力於發展和應用新的技術，是因爲產權受到了更好的保護，包括知識產權，這也與洛克等啓蒙思想家強調的私有產權是個人自由的保障密切相關。

第二，轉型的關鍵是建立“元制度”。英國實現了經濟社會的現代化轉型，並不意味着它一勞永逸地建立了一種完善的制度，並且可以放之四海而皆準。在作者考察的這一歷史時期，英國的制度也在不斷發展和完善，逐漸消除經濟中存在的壟斷因素，促進競爭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同時政府也在不斷糾正伴隨着工業化和城市化而出現的市場失靈。因此，英國成功轉型的關鍵在於形成了一種促進發展的“元制度”，同時制度又具備較強的靈活性和較高的適應性效率，從而可以應對從戰爭到災荒等一系列重大的內外部挑戰。作者認爲，對於英國而言，這一“元制度”就是英國的議會制度。這一制度提供了不同社會階層和利益集團之間進行有效談判和妥協的機制，而不僅是一種利益再分配的尋租機制，而這一點也得益於啓蒙思想。啓蒙運動並沒有給出所有問題的答案，但是它提供了一種被民衆特別是精英階層廣泛接受的進步的世界觀、價值觀和方法論。這幫助英國在經濟社會轉型之前，首先實現了“元制度”的轉型。

第三，後發國家可能面臨“雙重轉型”的困難。工業革命時期英國在實現經濟社會轉型時已經處於世界創新和技術的前沿，並在此後始終處於相對領先的地位。但是很多後發國家需要解決經濟趕超的問題，因此往往建立趕超型體制。在這種趕超型體制下，經濟迅速發展，縮小了與發達經濟體的差距。隨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後發優勢的減弱，趕超型體制面臨轉型的問題。另一方面，這些後發國家在實現經濟趕超時，可能並沒有完成像英國那種由傳統經濟社會向現代經濟社會的轉型。因此，這些國家可能面臨“雙重轉型”。二戰以後，很多發展中國家都曾經在某些時期實現了快速發展，但是在真正轉變爲發達經濟體之前，往往會經歷嚴重的經濟社會危機，無法實現真正的跨越，從而落入了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上述“雙重轉型”可能正是這一陷阱存在的原因。

第四，重視發展與轉型過程中國家的作用。按照啓蒙思想的傳統，國家被視爲洪水猛獸一般的利維坦，對個人自由與私有產權造成直接的危害，但爲了避免墮入人人爲戰的叢林狀態，又需要國家壟斷暴力，維護社會和平與秩序，因而是一種不得已而爲之的“必要之惡”。這對傳統社會是一種相當真實的描繪。正是看到了受重商主義思想的影響，國家干預導致了大量的腐敗，阻礙了市場擴展和經濟效率，亞當·斯密才系統闡發了自由放任的經濟思想，並對此後二百多年的經濟學產生了深刻影響。英國也正是在與本國重商主義思想和政策的鬥爭中實現轉型的。接受了啓蒙思想的精英階層，藉助於議會制度，逐漸清除了存在於英國經濟方方面面的壟斷與尋租行爲，使之轉型爲一個開放和競爭的經濟社會制度。

但是，這並不意味着英國政府是一個完全放任的、輕徭薄賦的小政府，恰恰相反，無論從人均水平還是從經濟總量的佔比來看，英國的稅負幾乎是當時歐洲乃至全世界最重的，並將其用於對外發動戰爭或者對內提供公共產品等方面。一言以蔽之，國家在英國經濟發展和轉型中發揮了基礎性的作用，二戰以後的東亞經濟奇蹟和近些年來有關制度與發展的研究再次印證了這一點。之所以理論與實踐之間存在這種差異，是因爲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國家和政府發揮的作用不同，關鍵不在於小政府，而在於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國家和政府在行之有效的制度約束下，適時界定和調整自身與市場和社會的界限，恰當地發揮自身的職能，這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

我國作爲一個後發國家，在過去和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都處於經濟趕超的過程中，這意味着與始終處於發展前沿的發達國家相比，適宜我國增長和發展的制度和模式必然尤其特殊性。但是，當趕超過程趨近於結束時，制度與模式也要進行適時地調整，並且經歷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過程。就此而言，英國在二百年前實現轉型的經驗對我們仍有借鑑意義，而《啓蒙經濟》一書無疑爲此提供了很好的參考。

（作者爲南開經濟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