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人從遊牧政權轉向封建政權建立遼朝後,遼景宗開始將處理國內事務,追求社會的安寧,置於最重要的地位;而將與宋朝的關係列於次要的地位,避免邊界衝突,爭取和平相處。

北宋初年,宋遼局勢

戍守南境的邊官,深知遼景宗的心意,付諸實踐。史載:“合住久任邊防,雖有克獲功,然務鎮靜,不妄生事以邀近功。鄰埌敬畏,屬部乂安。宋數遣人結歡,冀達和意。合住表聞其事,帝許議和。安邊懷敵,多有力焉。拜左金吾上將軍。”

又稱:“鎮范陽時,嘗領數騎徑詣雄州北門,與郡將立馬陳兩國利害,及周師侵邊本末。詞氣慷慨,左右壯之。自是,邊境數年無事。識者以謂合住一言,賢於數十萬兵。”范陽即涿州,隸南京(幽州,即今北京),雄州爲北宋邊鎮,屯有重兵。合住主動到雄州城下,向宋朝將領陳說兩國和戰的利害,維護了遼宋的和平。

由於遼景宗主動向宋朝示好,表達了和平相處的願望,因而得到了宋朝的響應。

宋遼邊界州縣

遼保寧六年(974年)三月,宋太祖趙匡胤“遣使請和”,遼朝“以涿州刺史耶律昌術加侍中與宋議和”。宋朝人的記載則與此相反,北宋人孫逢吉在《職官分紀》一書中稱,開寶七年(即保寧六年)“契丹深州刺史耶律琮貽書知雄州孫全興,請講好”。

疑此說係爲宋朝諱也,宋太祖自知遼朝強大,無法用武力收復燕雲,故別置封樁庫,俟庫滿三五十萬,用以贖回燕薊之地。主動向遼朝提出和好,自在情理之中。如果遼朝真的主動向宋朝提出和約,足以證明遼景宗休息養民的治國理念是堅定不移的。

然而遼景宗維護遼宋和平的願望,卻被宋太宗的北伐給打破了。

宋太宗即位時,今山西有劉氏北漢,其君主爲劉繼元。北漢勢孤力單,故常以遼朝爲後援。宋太宗認爲,只有先滅亡北漢,才能孤立遼朝,削其右臂,有利於伐遼。

太平興國四年(979年)五月,劉繼元投降,宋軍毀壞了太原城,北漢滅亡。宋太宗決定乘勝攻打遼南京,收復燕薊之地。

宋滅北漢之戰

當時,宋朝的將士皆疲憊不堪,“皆不願行,然無敢言者”。只有殿前都虞崔翰力主伐遼,他說:“此一事不容再舉,乘此破竹之勢,取之甚易,時不可失也。”宋太宗深以爲然,即令樞密使曹彬調集各路兵馬,決意北伐。由於將士無意北伐,出現了“扈從六軍有不即時至者”,宋太宗大怒,“欲置於法”,由於趙延溥的極力勸阻,宋太宗氣消,未能動法。

這時的遼景宗對宋太宗北伐失去了警惕,他大概誤認爲,既然有保寧六年簽訂的和約在先,宋朝必當遵守和議,不能輕舉妄動。因此,遼景宗依然在南京很遠的地方狩獵,南京城內毫無防禦準備,江休《複雜志》稱,只有守城弱兵5000人,“皆脆兵弱卒”。

宋朝人稱宋太宗此次北伐攻燕,是“乘其無備”,確屬實際情況。宋朝事先做了充分準備,動員了全國的兵力,又加上北漢投降的30000士兵,總計其兵力達十餘萬人。宋遼的軍事力量對比,相差十分懸殊。因此,宋軍的北上相當順利,幾乎沒有遇到什麼抵抗。易州、涿州的守將先後向宋軍投降。

宋太宗高興之餘,還作了一首《悲陷蕃民詩》,令從臣和之。所謂“陷蕃民”,即遼南京幽州城中的漢族百姓。

宋軍很快到達幽州城下,定國節度使宋偓之兵駐城南,河陽節度使崔彥進之兵駐城北,彰信節度使劉遇之兵駐城東,定武節度使孟玄喆之兵駐城西,將幽州城團團圍住。宋太宗則駐蹕在幽州城南的寶光寺,後來又移駐幽州城北和城西北督諸將攻城。

由於城內遼兵很少,宋朝大軍圍城,使幽州城內的居民甚爲恐慌,有些居民欲逃出城,卻遭到宋兵的堵截。

當時,韓德讓代其父韓匡嗣戍守南京城。“宋兵圍城,招脅甚急,人懷二心。隆運登城,日夜守禦。”在宋兵圍城之際,耶律學古“受詔往援”。“宋勢益張,圍城三週,穴地而進,城中民懷二心。學古以計安反側,隨宜備禦,晝夜不少懈。適有敵三百餘人夜登城,學古戰卻之。”

援助北漢的耶律沙、耶律奚低和耶律討古,長途跋涉回到南京以後,與宋軍會戰於城北的沙河,不敵宋軍退至清河(今北京市昌平),又退至高梁河(在北京西直門外,舊稱玉河),與圍城的宋軍相遭遇,由於兵力不支而“少卻”。南京城內守軍很少,而城外的援軍又接連失利,南京的形勢岌岌可危,隨時都有被宋軍攻陷的可能。

正在遊獵中的遼景宗得知宋軍包圍了南京城的消息以後,曾急令附近的遼軍前往增援。其中最重要的是耶律休哥率領的五院軍和耶律斜軫率領的青幟軍。

耶律斜軫“取奚低等青幟軍於得勝口以誘敵,敵果爭赴。斜軫出其後,奮擊敗之”。這場伏擊,使宋軍損失很大。斜軫的軍隊乘勝來到高梁河,與耶律休哥兵分左右合擊南京城北的宋軍。這裏是宋軍的主力所在,兵力既多,又有宋太宗在城北督戰,戰鬥力比較強。不過耶律休哥和耶律斜軫兩支勁旅的出現,卻出乎宋太宗的意料,最終使宋軍轉勝爲敗。許多文獻對高梁河之戰都有記載。

高粱河之戰

《遼史》記載:“(耶律)沙等及宋兵戰於高梁河,少卻;休哥、斜軫橫擊,大敗之。宋主僅以身免,至涿州,竊驢車遁去。甲申,擊宋餘軍,所殺甚衆,獲兵仗、器甲、符印、糧饋、貨幣不可勝計。”又,耶律休哥“遇大敵於高梁河,與耶律斜軫分左右翼,擊敗之。追殺三十餘里,斬首萬餘級,休哥被三創。明旦,宋主遁去,休哥以創不能騎,輕車追至涿州,不及而還”。

宋朝人撰的《契丹國志》記載:“先是宋師自並幸燕,乘其無備,帝方獵,急歸牙帳,議棄幽、薊,以兵守松亭、虎北口而已。時耶律遜寧號于越,呼爲‘舍利郎君’,請兵十萬救幽州,並西山薄幽陵,入夜持兩炬,朝舉兩旗。選精騎三萬,夜從他道自宋軍南席捲而北。”這段記載不甚可靠,江休復即提出質疑,既擁十萬師,何用人持兩炬兩旗以爲疑兵乎?未免自相矛盾矣。

《續資治通鑑長編》記載:“初,武功郡王德昭從徵幽州,軍中嘗夜驚,不知主所在,或有謀立王者,會知上處,乃止。上微聞其事,不悅。及歸,以北征不利,允不行太原之賞,議者皆爲不可……”據此可知,宋軍士氣不高,故有夜驚,失上(宋太宗)所在,有謀立趙德昭之議。

潘永因《宋稗類抄》稱:“太宗圍幽州城,夜大風,軍中虛驚,南北軍皆潰,諸將不知上所在,唯節度高瓊隨;翌日,上欲誅諸將,因瓊諫而止。”這條材料與《續資治通鑑長編》上文相似,證明《續資治通鑑長編》之記載是可信的。

王銍《默記》稱:“駕至幽州,四面攻城,而師以平晉(按:指平北漢)不賞,又攻燕,遂軍變,太宗與其親厚夜遁,得錢俶殿乃得脫。後神宗語及北邊事曰:‘太宗軍潰,僅得脫,凡行在服御、寶器被掠,從人宮嬪盡陷沒,上中兩箭,歲歲必發,其棄天下亦以箭瘡發’雲。”

宋朝人的記載比較真實,從中可以看出宋朝的將士不願北伐遼南京,平北漢不得獎賞,連續作戰的勞累,都是他們反戰的原因。由於士氣不高,兵無鬥志,加上宋太宗的催促督戰,遼軍的強力反擊,引起了宋朝士兵的倒戈譁變,引起全軍潰退。

宋太宗匆忙逃跑,逃到涿州改乘驢車南奔,其間還被遼兵射中兩箭,最後竟以箭瘡不斷復發而病亡。遼朝在兵力少,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倉促應戰,然而遼景宗的號令得到了全軍將士的擁護,個個英勇果敢,奮不顧身,耶律休哥身負重傷,仍堅持帶兵作戰,表現了高昂的士氣,與宋軍的士兵譁變形成鮮明的對比。

遼景宗調度有方,反敗爲勝,充分顯示了他的一國統帥的地位,在將士中擁有很高的威信,將士願意爲國家打仗拼命。人心所向,是戰爭勝負的最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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