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73年(建德二年)，北周武帝再次協調三教問題,召集了佛道和官員們探討三教的排位。此時的武帝已經想明白,統治還是必須用儒教，這次的排位變成了儒教第一、道教第二、佛教第三。

佛道兩家爭吵不已，皇帝也煩了。武帝忍無可忍，終於下令佛道兩家都禁止掉。經書全部燒燬，佛像砸碎,所有的和尚道士一概還俗，編入戶籍成爲納稅人，而所有的祭祀，只要是儒教經典中沒有記載的，一概廢除。

這就是歷史上的第二次滅佛，或者稱爲法難。

武帝滅佛之初，北方還沒有統一西部的陝西地區掌握在北周手中，而東部的中原地區則掌握在北齊手中。幾年後的公元577年(建德六年),北周武帝攻入北齊首都鄴城，完成了對北方的統一。於是,滅佛的措施也推進到了北齊的疆域之內。

進入鄴城後，皇帝召集了北齊的僧人前往鄴城，向他們宣佈廢除佛教。在所有被召集的和尚中，有一位叫慧遠的僧人。當別人都默不作聲時，他突然站起來，開始反駁皇帝。針對皇帝詔書裏說的“真正的佛是沒有形象的，所以要剷除佛像”，慧遠認爲:真佛雖然沒有形象，可是普羅大衆要靠佛像來維持對佛的崇敬，毀掉之後，大衆會不習慣。

他舉了一個非常的例子來說明問題:如果形象是不需要的，那麼帝國爲什麼還要國家七廟，裏面不也塑有三皇五帝，以及皇帝祖先的雕像嗎?

皇帝鐵了心廢除佛像，竟然說:國家七廟是上代所立，也不是我想要立的，我也認爲這不好，乾脆一塊兒廢除了。另外皇帝認爲，佛經是外國之法，中國不需要它。

慧遠又打了個巧妙的比方:在春秋戰國時期，孔子所在的魯國對於秦國、晉國來說也是外國，是不是說，孔子的儒家就不應該在秦國和晉國通行呢?至於皇帝要廢除七廟，就是不尊重祖先，不尊重祖先就是昭穆失序，昭穆失序導致五經無用，皇帝一會兒要尊崇儒教，一會兒又要廢除儒教的根本，也是矛盾的?如果儒道釋三教都不要了，又如何治理國家?

皇帝反駁說:魯國和秦國、晉國雖然是不同國家，可是都屬於華夏之地。

慧遠說:魯國和秦晉都屬於華夏之地，那麼中國和印度還都在四海之內，輪王一化之地呢，爲何不能同遵佛經!

皇帝無語。

慧遠接着批駁皇帝逼迫僧侶還俗，他舉儒教提到的“立身行道以顯父母”，這也是孝道。意思是說，僧人不見得非要回家伺候父母才叫孝順，在外行道，爲父母掙名，也叫孝順。

皇帝認爲:父母如此恩重，如果拋棄父母，遠離父母，就算是孝順，也不是至孝。

慧遠立刻又抓住了皇帝的把柄，反駁說:如果遠離父母就不是至孝，那麼陛下的左右大臣們爲了給陛下當官，都必須遠離父母。爲什麼陛下不放你的大臣都回家，而是要讓他們跟着你服役至少五年見不到父母呢?

皇帝說:我也是輪番派他們回家伺候。

慧遠說:佛教也讓僧人們在冬夏修道，春秋回家伺候父母。

皇帝又無語了。

慧遠接下來的話將成爲中國曆代皇帝能夠聽到的最大膽的話。他聲稱:皇帝依靠武力破除佛教三寶，就是“邪見人”，而邪見人是要下地獄的，在阿鼻地獄裏沒有貧富貴賤之分，皇帝難道不害怕嗎?

慧遠的詛咒讓皇帝勃然大怒，他直視着慈遠，說道:如果百姓幸福，那麼我寧肯下地獄。

慧遠說:陛下你以邪法引導人，是在種苦業，凡是聽從你的人，都會跟着下地獄，還有什麼幸福可言!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慧遠說了這些話，竟然還能平安無事地從宮中出來。皇帝沒有對他下手，只是命令衆僧先回去，把參加辯論者的姓名留下。不過最後他也沒有處理慧遠和尚。

北周武帝宇文邕表現出了大度，他對慧遠個人也沒有什麼好嫉恨的，只是作爲皇帝，寺僧日多，國庫收入驟減，爲了國家經濟收入，富國強兵，他才決心要滅佛。在北齊，佛教原本比北周要興盛，在北周武帝的努力下，四萬座佛寺要麼被毀，要麼成了王公貴族的府邸。而僧人們還俗的就有三百萬之多。至於佛像佛經被毀的，更是不計其數。

但這一次滅佛持續的時間也不長，第二年，北周武帝去世了。繼任者很快轉變了方向，佛教再次興盛起來，並在隋唐達到了最高峯。

不過，此時的佛教已經與當初的不同了。在最初，佛教是作爲一種反叛力量被人們接受的;在南朝，佛教是皇帝的座上賓客，享受着極大的特權;而北朝，隨着“道人統”“沙門統“等政府機構的出現，僧人們已經被納入了政府的管理之中。他們的數量受政府管控，建設寺廟要批准，經濟也仰仗政策上的“僧袛戶”，所以越來越低調。就如同當年的道教轉變一樣，佛教也越來越不問世事，專心禪修去了。所謂的思想自由，就逐漸地被管控了起來，只有在自身利益受到侵犯時，才偶爾做出反抗。

不屈的和尚慧遠的詛咒，雖然是佛教不屈服的象徵，卻也成了絕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