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迎合上級不好嗎？機械服從不好嗎？當然不好。在封建社會沒有民主觀念，官員們大多沆瀣一氣，拉幫結派，對上級更是惟命是從，不敢稍有牴觸。即便有不服和不滿的情緒也只能埋在心裏，嘴上說着“奴才遵命”，臉上掛着笑，腰是弓着的，膝蓋是跪着的。這種情況來源於“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皇權威嚴，要強調朝廷權力的執行力度。很多下級官員根本就不敢對上級有什麼意見，也不能有腹誹，只是心裏想着，卻不敢說出來。即便提正確的意見也要看臉色說話，或者乾脆不說話，免得事兒多，或者背上了責任。於是，朝廷設立拾遺的官職，讓他們經常提意見，用以防微杜漸，消除各種隱患。但很多拾遺最終都弄得不合時宜，被貶官，被外放，甚至被斬了。那麼，在朝廷之上說話還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嗎？連同專門負責諫言的拾遺們都被封了嘴，都要有選擇地說，甚至被抄家被流放，還能有什麼合理的建議提出來？上行下效，所有的官員都是智商高的人，迅速看透了其中的門道，於是只能迎合上級，機械服從了。

事實上，官僚對上級迎合與機械服從只是表面的，而內心裏真實的想法或許大相徑庭。在執行過程中很容易形成兩面人的現象，表面上言聽計從，執行起來卻違背了初衷。也就是說，很多官員表面在執行朝廷的政策，私下裏卻在盤算如何藉助政策撈錢，要損公肥私，而不能公而忘私。在此兩面人的管理之下，很多地方財政都出現了虧空，也造成了人民很大的負擔，當然養肥了他們自己，而貪官多如牛毛的現象也在歷朝歷代都出現了。

如果上級督查得緊，迎合上級的官僚們就要加了小心，機械服從加上機械執行，不能有一點變通。他們居然死套政策和公文，有了出入就拿政策和公文說事兒，也就沒有了責任。只是，政策和公文是死的，現實情況是活的，需要靈活變通。但他們不敢，因爲靈活變通的空間很大，以前風聲不緊的時候靈活變通慣了，也撈錢撈慣了，現在還那樣就會被查，只能機械服從，機械執行。那麼，不管靈活變通還是機械執行，受損害的到底是誰呢？應該是老百姓和國家的利益，但是老百姓沒有發言權，也就不會發聲了，國家利益被損害之後，沒有有效的監督機制，也不能有效執行監督，更不可能有代言人出現，因爲代言人也在損害國家利益，損公肥私，當然國家利益方面也就沒有聲音了。在此情況之下，龐大而臃腫的官僚系統運轉起來，迎合上級和機械服從的風氣也就堂而皇之大行其道了。

其實需要民主，更需要監督，還需要把工作做到實處。只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就滿不是那麼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