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生，我32年前做了肝癌切除手術，切掉半塊肝，想查查剩下的肝臟現在怎麼樣了。”69歲的廣東四會人梁生（化名）走進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副院長、膽胰外科主任劉超的診室，一句話就讓劉超愣住了。

肝癌被稱爲“癌王”，中晚期肝癌療效不佳，尤其是在三十多年前，患者術後存活如此之久殊爲不易，堪稱“奇蹟”。

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11月23日從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獲悉，最新磁共振（MR）複查顯示，梁生體內殘留的半塊肝臟健康如常，抽血檢驗顯示腫瘤標誌物的水平並未異常。而這次複診，還意外地引出了一段塵封已久的醫患故事。

劉超教授和梁生（圖右）合影32年前的病歷，他保存至今

“上腹部間歇性痛3年，甲胎蛋白（AFP）持續超過500ng，全肝瀰漫性肝硬化（中度），原發性肝癌合併肝硬化，脾功能亢進，脾腫大……”紙張發黃的病歷上，工整的鋼筆字寫出的病情，隔着32年的時光，讀來依然讓人膽戰心驚。

多年來，梁生精心保管着這本病歷：上面詳細記錄了他與醫生抗擊“癌魔”、重獲新生的難忘經歷。

上圖爲出院小結，下圖爲手術後半年複查記錄

“小時候我家經濟不好，爸爸是全家的頂樑柱，全靠他務農來養活一家人。知道他生了‘重病’的消息後，我們全家感覺的天都要塌了。”梁生的二女兒阿玲還記得那段驚慌失措的日子。梁生有三個孩子，當時大女兒在讀初中，阿玲在讀小學，小兒子才二三歲。

那段時間，梁生常常感到肝區疼痛，但因爲家貧的緣故，一直拖着沒有治療。直到全身皮膚髮黃，消瘦了一大圈時，他才發覺大事不妙。手術後他採用了新的治療方案

1988年7月，梁生到了廣州，慕名向劉超教授的恩師、已故著名肝膽外科專家區慶嘉教授求醫。他並不清楚，一向身強力壯的自己爲何會得肝癌。區慶嘉教授告訴他，這和他患乙肝多年有關。

“病毒性肝炎是肝癌的最主要誘因，其中乙肝病毒感染者罹患肝癌風險是非感染者15-20倍。” 據劉超教授介紹，在我國，乙肝相關性肝癌比例極高，約佔總體肝癌的63.9%至90%。

很多患者發病早期沒有典型的症狀或體徵，等到感覺到肝區疼痛、出現黃疸時，大多已經到了中晚期，加上許多患者合併有肝硬化，可能失去外科手術機會。據有關統計，每100個肝癌患者中，僅有20人至30人在確診時還有手術機會。

幸好，梁生獲得了手術的機會，也意味着命運有可能被逆轉。

1988年7月21日，區慶嘉教授在陳積聖教授的協助下，爲他細緻、完整地切除了腫瘤所在的左肝葉，並對脾動脈進行結紮和肝動脈插管。手術七天後，梁生開始使用抗腫瘤藥——5氟尿嘧啶進行化療。

醫院保存的手術記錄，右上角爲醫生手繪的手術示意圖.

在區慶嘉教授的堅持下，梁生接受了肝動脈灌注化療。做出這個決定，對一位肝膽外科專家來說要冒着“失敗”的風險。

肝動脈灌注化療屬於介入治療的手段，通俗來說，相當於用藥物就近給腫瘤組織“泡澡”，從而最大限度殺滅殘存的腫瘤組織。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這種治療手段在腫瘤治療領域屬於新生事物。

一直到本世紀初，肝膽外科學界對“肝癌手術後是否配合採用肝動脈灌注化療”，意見仍然不統一。受當時使用藥物的限制，這種治療手段被許多外科醫生評價爲“療效不佳，沒有必要使用”。

但是，區慶嘉教授希望爲病人放手一搏，窮盡一切可能，他力排衆議，安排梁生進行了肝動脈灌注化療。一位老教授的超前眼光

術後半年，梁生回醫院複查，腫瘤被抑制住了。隨後的歲月裏，他按照醫生的叮囑，注意養生，飲食節制，平安無事地度過了三十多年。

2017年去世的區慶嘉教授，生前是華南肝膽外科學界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曾要求外科醫生術前必須回答八個問題：“病人得了什麼疾病？病竈跟周圍的關係怎麼樣？對患者全身重要器官的功能狀態是否有全面的評估？做這個手術是否會超出患者的支付能力？手術指徵是否明確？手術能否延長病人的生命、改善病人的生活質量？術後出現併發症的幾率和應對措施怎樣？醫生本人有沒有能力完成這項手術？”

這八個問題是區慶嘉對其臨牀經驗的總結，在外科界廣爲流傳，被後輩醫生稱爲“區八條”。

“區老師的行醫生涯，始終以病人爲中心。他對肝癌的治療有着超前的眼光，認爲不能只靠外科醫生的‘柳葉刀’。”劉超表示，如今隨着新藥研發的進步，肝動脈灌注化療的價值被醫學界重新發現，並且在治療中取得了新的進展。

20世紀80年代初，區慶嘉曾赴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進修。他敏銳地覺察到，肝臟病的治療僅靠外科是不行的，回國後立即籌建實驗室，將免疫治療引入肝腫瘤的治療範疇。

“我一入師門就被安排去研究免疫細胞治療肝癌，當時覺得有點委屈和不解。”劉超教授回憶，時隔多年，隨着腫瘤精準醫學的發展，弟子們才意識到，區慶嘉的眼光超越了時代。

廣州日報全媒體文字、圖片記者 任珊珊 通訊員 林偉吟 張陽

廣州日報全媒體編輯 趙小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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