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微博話題#全世界每3個學生就有一個曾遭欺凌#衝上熱搜。

再看娛樂圈裏，明星們幾乎每個人都有一段不忍回望的經歷。迪麗熱巴曾在採訪中透露小時候被同學推下水溝，不敢反抗，還因爲長得好看被罵狐狸精。

馬思純在給粉絲的一封回信中，自曝中學六年的時間裏，一個女孩無端地討厭她，有一次竟然在她喝下一半的可樂瓶里加入粉筆灰、抹布水、拖把水，得意洋洋地看着她喝下。

蕭敬騰在節目中說自己年少時找不到方向做了錯事，曾是校園霸凌的施暴者，有段時間每天都要攻擊一個同學，有一天把對方打到昏迷不醒，結果被告上法庭。

我們身邊不乏沉默的受害者。電影《悲傷逆流成河》、《少年的你》講述的都是校園暴力和霸凌。學校本該是尋夢的地方，可常常變成恃強凌弱的修羅場。

11月12日，一段廣西小學生被欺凌的視頻在網絡上流傳。視頻中，四個男孩子輪流對一名男生踢踹抽打，男生最初被打倒在地，跪地無助哭泣，欺凌者不依不撓，還將鞭炮點燃，塞進他的兜裏。

2017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一份全球校園欺凌現狀報告數據顯示，每年約有2.46億兒童和青少年遭受校園霸凌，相當於每3名學生中就有一1個人被欺負過。

我們國家的情況同樣嚴重。世界衛生組織GSHS調查數據顯示，中國約有29%的學生曾在受訪前的30天內受到欺凌。

暴力毆打、虐待以及肢體衝突，這只是大部分人理解中的校園霸凌，但校園霸凌遠不止此，辱罵、羞辱間接威脅性談話、誹謗孤立、傳播流言等軟性方式，也都屬於霸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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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魔幻的是，導致霸凌事件發生的，通常都不是什麼多大的事兒，簡單的一個“看你不順眼”，就可以成爲欺負你的理由。

在東野圭吾的小說《惡意》中，當施暴者被問到爲什麼只欺負這個孩子時，他們說：“沒什麼原因，就是看他不爽而已。”

霸凌的原因從來都是微不足道，可一旦開始，就會朝着極端的方向奔去。

飛人劉翔上初中時，也曾有過一段不堪回首的被霸凌經歷。

劉翔在自傳中寫到，市少年體校有很嚴重的“大欺小”現象。剛進入少體時，自己年紀最小，很快就淪爲被欺負的對象。

比他年紀大的室友每次訓練回來，就會叫一聲：“來，給我放鬆放鬆！”他們幾個年紀小的就得上前，幫他按肩的按肩，捶腿的捶腿，像傭人一樣。

後來，劉翔又因爲成績冒尖，不愛和別人一起玩，成爲衆矢之的。大家都以拿他開涮爲樂。有人會扎破他的自行車輪胎，有人會在他被子上澆水，更有甚者把他的牙刷浸到小便池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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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翔都一一忍了下來，直到矛盾繼續升級：宿舍裏新來的年紀小的也欺負到了他的頭上——私藏他的鑰匙。劉翔忍無可忍，一拳砸到室友的鼻樑上，纔拿回鑰匙。

室友不肯罷休，叫來柔道隊裏的一個“大塊頭”出氣。雙方約在男廁所“決戰”，劉翔的條件是一對一，他和“大塊頭”單挑，旁人不許插手。

這一架，劉翔打贏了，但被徹底孤立了。冷暴力讓他更難受。回到家中，父母一眼就看出他有心事，一番疏導後總免不了講一番道理，建議他通過種種方式與隊友緩和關係。

劉翔漸漸發現，父母的方法根本無法奏效，他和同齡人之間的問題遠沒有那麼簡單。

就在他想要毫不反抗地在市少體待下去，聽憑命運拉扯的時候，父親不忍看着兒子整日鬱鬱寡歡，決定幫他轉學。

如果沒有父親的這個決定，可能也就沒有了後面“亞洲飛人”的故事。小劉翔的人生，很可能就被改寫了——因爲他還會繼續忍下去。

劉翔出生在上海一個普通家庭，父親給他的是中國傳統的家庭教育，講究中庸之道，講究謙讓隱忍——一如我們大多數人在幼年接受的薰陶：別總是抱怨這抱怨那，忍着！

而對霸凌的忍受，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忍受過校園暴力的孩子，心裏都會有難以磨滅的傷口，持續性的校園暴力帶給受害者的更是碾壓性絕望。

《奇葩說》辯手黃執中總是給人文質彬彬的印象，你很難想象，他曾因爲小時候被欺負，極度厭煩孩子，決定一輩子不會生小孩。

中學時期，我也曾被室友欺負，她們捏造謠言，四處散播我的惡名，關係鬧僵後，班主任出面，安排我換到了另外一個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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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新室友相處一年，某天夜話的時候她們告訴我：剛搬進這個宿舍的時候，她們都覺得我是有問題的，所以我搬來以後她們一直不認可我，有意離我遠一點兒，直到後來發現我是“正常”的，才願意瞭解我，和我做朋友。

那一年我過得異常艱辛——重建自信，何嘗是一件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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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遭遇霸凌，父母是孩子唯一可以真心求助的人。做父母的過程，本就是一路跌跌撞撞給孩子尋找出路的過程。

這個過程並不容易。當年我在學校受了欺負，也曾打電話向母親哭訴，換回的都是：“你太敏感，同學可能只是跟你開個玩笑，這都當真，還怎麼和大家搞好關係？”

電影《少年的你》，女主陳唸作爲嫌疑犯在審訊室被女警察質問：“爲什麼不去求助？”陳念用帶着嘶啞的聲音回答：“向誰求助，能向誰求助？”

每一個旁觀者，都是秉持着“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的邏輯，在審視受害者，包括受害者的父母。這個邏輯之下，老師會無視你，同學會苛責你，父母也會挑剔你身上的毛病，認爲肯定不全是同學的錯。

在這種情況下，受害者能得到的援助幾乎爲零。

劉翔是不幸的，如果父母能早一點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早一天出面解決，也輪不到年紀小的騎到他頭上；

劉翔又是幸運的，不是每一個被施暴者，都能像他一樣等到父母覺醒的那一天。要知道，在霸凌中被殺或自殺的孩子並不是個例。

而現實是，大多數家長和孩子的日常溝通都有障礙，遇到校園暴力，孩子就更不敢開口了。

如果說校園裏的是霸凌，那麼父母的無視和冷漠纔是更大的凌遲。

更多校園霸凌的受害者告訴家長後，父母的回應是：

一個巴掌拍不響，爲什麼他不欺負別人？

同學之間打打鬧鬧很正常，有什麼好哭的？

那你爲什麼要惹他呢？自己惹出來的麻煩自己解決。

有人說：壓死霸凌受害者的不是最後一根稻草，是每一根稻草。

深以爲然。

更可悲的是：最親近的人，是最沉重的那根。

活下來的人，一生都想問一句：爲什麼欺負我？

選擇死去的人，最後一刻可能也會問一句：爲什麼不救救我？

法國心理學家麗茲·巴多里在其著作《安撫孩子的藝術》一書中指出：

有些孩子欺負別人時，並非完全爲了給對方造成傷害，而僅僅是想知道，被欺負的孩子底線在哪裏。當內心完全被擊垮，父母、朋友，就是最後可依靠的底線。

所以，如果某天突然發現孩子回家後狀態不對，甚至露出哪怕一絲求助的眼神，希望你不要吝嗇多問一嘴，更不要選擇冷漠、嘲諷、或者和稀泥。

哪怕只是說一句：別怕，有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