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上角“...”点选“设为星标”

添加★标 不再错过推送

每天 8点 12点 20点不见不散~

作者：修新羽

实话实说，我的毕业季非常狼狈。

甫一入校，学院里的老师就把我们视为未来的“精英”，而课程设置也几乎全都是学术性内容。这使得我们中的很多人都忘记了一件事：“精英”也是需要自己找工作的。

在浓厚的学术氛围影响下，我其实没有严肃考虑过职业规划，求职方向一度十分简单明确：寻找一份能迅速扩大知识面、与人打交道的工作，以填补自己之前文学创作时在阅历方面的不足。马尔克斯、海明威、金庸等许多作家都是记者出身，“记者”就成为了我最心向往之的选项。本科阶段，我选修了新闻双学位，并在我心目中最好的非虚构写作团队《人物》杂志进行了三个月的实习；硕士阶段，我在业界顶尖的《GQ》杂志实习了七个月，在《中国青年报》实习了两个月。

时至今日，我依旧相信“记者”是个非常好的职业。它要你足够敏锐，能从受访者简短的叙述中寻找到最值得挖掘的信息；足够有耐心，能用几个月的时间反复打磨，尝试从各个角度向自己的选题靠近。它督促我广泛地关注和思索着社会性议题：那时我连恋爱都没谈过，却守在生殖中心门口，硬着头皮搭讪那些前去做试管婴儿的夫妻，试图理解“孩子”在一段婚姻中的分量；跟着刚窜红的演员去参加电影节，看着他在发言时落泪，看着他在KTV里像孩子那样追逐着一只气球。

但我也最终意识到，自己并不适合成为记者。

为了能第一时间得到最真实准确的信息，记者几乎要保持二十四小时待命，有时甚至要在十五分钟内收拾好行李出发去机场。记者的生活要围绕采访对象的行程和时间而确定，为了打入做试管婴儿的家庭群体内部，我当时的同事假称自己也要做相关手术，在生殖中心附近的群租房里生活了一个多月。然而，由于平时经常写作小说，我习惯于保留属于私人的时间，不愿创作状态总被突发情况打乱。

另一方面，我太容易被采访对象的情绪所影响。2019年春节的时候，我在上海虹桥站参与腾讯《回家的礼物》节目，每天从二十余万乘客中筛选出那些带着有趣礼物回家过年的人，把他们请到直播间。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位二十岁的青年，他脚边的袋子里装着七八只奖杯，在上海当职业泰拳手三年了。“会让爸妈看你打比赛吗？”我问他。“不会，”他说。“因为不可能每一场都赢。”这样简单的一句话，让我整个下午都陷入恍惚，想到了许多沉默的思念与沉默的善意。在试管婴儿的选题上，采访对象突如其来的负面情绪也让我感到无法应对，仿佛整个生活都被蒙上了灰色。对于写作者来说这或许是好事，在文学写作中有足够的时间和篇幅，足够我消化掉情绪。但对记者来说，这既影响专业度，又影响工作效率。最难受的那次，被编辑老师骂了一顿，坐十六站地铁从大望路回学校，眼泪止不住地流，摘口罩的时候沾了满手。

排除掉“记者”，我再次思考职业方向，发现自己对其他的行业并不了解。在求职网站上投了几份简历后，我接到了一个求职中介的电话，声称可以帮我进行简单规划。闲着也是闲着，我决定听她讲讲看。对方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有过什么世界五百强企业的实习经历吗？”“没有啊。”“为什么没有？”对方似乎很困惑，“你是清华的学生，世界五百强的实习应该不会很难找吧？”“我没想去五百强企业实习。”电话被挂掉了。

必须承认的是，我的努力确实不足。按部就班地上课是不够的，随心所欲地阅读和创作也是不够的。我能够翻阅几十本中外文献去研究“阐释学的演进”或“文本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却对各行业各公司的风格、待遇、企业文化没做过任何调研，几乎一无所知。彼时已经是研三下学期，在找工作的同时我还面临着修改毕业论文的压力。周围的许多同学早就在大四就考虑好了职业发展，按部就班地找实习、投简历，尝试着不同的方向，并最终做出抉择。而留给我的抉择时间，只有短短一两个月。

2018年寒假，我只在家里呆了不到一周。那阵子，北京下了很大的雪。

从人文学院毕业

三月初，我拿到了第一个offer，口头的，来自国企。在我耿直地表示自己其实没考虑好、无法立即签订三方后，他们很快把我淘汰出局；我曾考虑入职一家私企，但在实习考察时发现，下班后没有一个人离开办公室，并且加班时间是要“在领导审批同意后”“以半天（四小时）为单位进行计算”的，也就是说，加班三个半小时不算数的。

经过一番摸索，我明白自己在哪些方面是无法妥协的，最终把标准细化为“足够的个人时间”“有安全感的薪酬”“兴趣相关”，用浅显的话来说，差不多就是“事少，钱多，有成就感”。这其实也是大多数人对工作的要求，但同时满足这三样的工作基本不存在，必须要做出取舍。

接下来的内心斗争，就在这取舍之间。

我失眠了，盯着宿舍光秃秃的天花板，掂量着自己的人生。我找各种朋友聊天，还预约了学校的职业咨询。我对负责咨询的老师说，很担心最后选择的工作让自己不幸福；并且，作为独生子女，我也很怕辜负父母的期待。老师的回复是，其实清华培养了你，最终的目的可能也不仅仅是让你过得幸福或是满足父母的预期，而是让你对国家、对社会有所贡献。现在回想起来，或许会觉得这话非常“不近人情”，但在当时，这样充满“家国情怀”的清华式安慰让我从私人语境中跳脱了出来，更冷静地审视自己的处境。

我想起了在整个求职过程中，听到的这样两句话。

一个是在某教育企业。负责招聘的清华学姐对我的能力比较满意，决定录用我，但对我简历上光秃秃的实习感到困惑。“你是清华的学生，又拿了特奖，我以为你是那种把未来的每一步规划得很清楚的人，但你好像什么都没想过。”

一个是在某报刊。面试时报社领导追问了我为什么选择了哲学系。我告诉他，因为我希望能得到更严苛的思想训练，而且我知道自己如果读了哲学系一定也会继续写小说，读了中文系倒不一定会再去看福柯看康德了；此外，为了能够更扎实深入地理解世界，我还选择了新闻双学位，并在硕士期间修读了很多社会学、人类学课程。他对我的回答很满意，对旁边几位面试官感慨道：“她把每一步都想得很清楚了。”

我真的想过吗？从小学到高中，我的语文成绩始终很优异；高中获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后开始写小说，很早就出版了短篇集，作品发表得很顺利，还加入了中国作协。像一个被推进池中的泳者，始终在朝某个认定的方向努力游，压根没考虑过“上岸”的事情。

曾经，我是个很笃定的人。毕业前夕，我需要再次确认的是，是否要顺从自己的喜好，让“文学”成为工作的重心。有利：这是我感兴趣并且熟悉的领域。有弊：要割舍掉许多同样新鲜有趣、富有挑战的事业，放弃人生的其他可能性。

其实，对大多数人来说，重要的不是你想得到什么，而是你愿意放弃什么。

仔细权衡了文学在我生命中的位置，我最终放弃了更优渥的薪资，也放弃了在其他领域的尝试，来到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工作（它的前身是青年出版社与开明书店），担任《青年文学》杂志社编辑。

去年十月到十一月，我的主要工作是“读小说”。那是一百二十部中篇小说，它们被全国各大文学期刊推荐来参加“城市文学排行榜”，总计三百多万字。我和编辑部的其他同事在阅读后进行了反复讨论，最终挑选出合适的作品送入初评。在工作中，我不仅对国内作家们的创作风格和创作理念有所了解，也终于走入了文学现场。

今年的杂志上，由我创建并主持了两个新栏目。“灯塔”搭建着青年作家和文学名家的沟通桥梁，约到了毕飞宇、黄锦树、刘亮程、张楚等前辈的稿件；“雅座”采访跨领域文化人士，目前已经完成了微软互联网研究院院长李笛、国家大剧院音乐总监吕嘉的稿件。

我真的很喜欢自己组来的这些文稿，所以想从中摘取几段与大家分享：

我是一个容易热的人，也就是所谓的快热。也正是这个原因，我从来不发表急就章，最起码要处理一遍。为什么呢？太热的文字会让我觉得不舒服，它会让你失去许多更有价值的东西。不要相信眼泪，那东西不值钱，你去看电视剧，每一集都会有眼泪。我想这样说，涉及灵魂的东西时常和泪水无关，你很难用你的眼泪去解决灵魂上的事情。

——毕飞宇

我过了半百人生，逐渐听懂了自小响在耳旁的各样声音，看懂了自己和身边那些事物的老：一条老路积攒在尘埃里的累累脚步声，一堵土墙缓慢老去的影子里，一群人不知不觉到了晚年。许多东西早已在时光里变老，等待你也老了，去认出它们的老。认出并呈现，是作家要做的事。

——刘亮程

在我写作初始，我遇到过很多才华横溢的同龄人，他们在写作上流淌出来的光芒让我羞愧，意外的是，他们只走了那一段路，就转向了，当然，我没有权利评判他们的选择，腹诽他人的选择是愚蠢的，我只是为他们没有珍视他们的才华而感到惋惜，甚至比他们自己还要惋惜。所以我想说的是，如果你真的热爱写作，就像个傻子一样一条路走到黑吧。别回头，也不要探起身子张望，带好你的行李干粮，没白日没黑夜地走吧，没准，好运气正在等着你。

——张楚

按照栏目策划，这些作家前辈阅读了我几位同龄人的作品，回答了他们在创作上的问题，并给出了回信。作为编辑，我一字一句地阅读了这些作品、问答与信件，时常为之感动不已。没有我的策划约稿，这些真诚的字句就不会在此时出现在世界上——换句话说，世界上的这部分美好，有我的一份功劳。

这些是属于“文艺青年”的高光时刻。

疫情期间参加线上交流活动

固然，工作总是辛苦的。巨大的阅读量让人腰酸眼涩；出色的稿件让人沉浸，差劲稿件却也不得不坚持读下去；反复辨析着“截止”与“截至”、“含义”与“涵义”，在三审三校中改掉稿件中的每个病句，仿佛永远都在做高考语文题。但我相信，我已经为自己曾经的纠结找到了答案。

小时候，“优秀”的标准似乎更简单，所有人都在同样的赛道上奔跑，拿最高的分数，上最好的初中，考入最好的高中和大学。而在大学，事情早已变得复杂而多元，专业、兴趣、特长、效率……每个维度，都有属于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优秀”。哪怕从小当惯了优等生，哪怕有着再强的求胜欲，也不可能在所有维度战胜所有人。

但我们总有自己的方式来取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