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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 8點 12點 20點不見不散~

作者：修新羽

實話實說，我的畢業季非常狼狽。

甫一入校，學院裏的老師就把我們視爲未來的“精英”，而課程設置也幾乎全都是學術性內容。這使得我們中的很多人都忘記了一件事：“精英”也是需要自己找工作的。

在濃厚的學術氛圍影響下，我其實沒有嚴肅考慮過職業規劃，求職方向一度十分簡單明確：尋找一份能迅速擴大知識面、與人打交道的工作，以填補自己之前文學創作時在閱歷方面的不足。馬爾克斯、海明威、金庸等許多作家都是記者出身，“記者”就成爲了我最心嚮往之的選項。本科階段，我選修了新聞雙學位，並在我心目中最好的非虛構寫作團隊《人物》雜誌進行了三個月的實習；碩士階段，我在業界頂尖的《GQ》雜誌實習了七個月，在《中國青年報》實習了兩個月。

時至今日，我依舊相信“記者”是個非常好的職業。它要你足夠敏銳，能從受訪者簡短的敘述中尋找到最值得挖掘的信息；足夠有耐心，能用幾個月的時間反覆打磨，嘗試從各個角度向自己的選題靠近。它督促我廣泛地關注和思索着社會性議題：那時我連戀愛都沒談過，卻守在生殖中心門口，硬着頭皮搭訕那些前去做試管嬰兒的夫妻，試圖理解“孩子”在一段婚姻中的分量；跟着剛竄紅的演員去參加電影節，看着他在發言時落淚，看着他在KTV裏像孩子那樣追逐着一隻氣球。

但我也最終意識到，自己並不適合成爲記者。

爲了能第一時間得到最真實準確的信息，記者幾乎要保持二十四小時待命，有時甚至要在十五分鐘內收拾好行李出發去機場。記者的生活要圍繞採訪對象的行程和時間而確定，爲了打入做試管嬰兒的家庭羣體內部，我當時的同事假稱自己也要做相關手術，在生殖中心附近的羣租房裏生活了一個多月。然而，由於平時經常寫作小說，我習慣於保留屬於私人的時間，不願創作狀態總被突發情況打亂。

另一方面，我太容易被採訪對象的情緒所影響。2019年春節的時候，我在上海虹橋站參與騰訊《回家的禮物》節目，每天從二十餘萬乘客中篩選出那些帶着有趣禮物回家過年的人，把他們請到直播間。在那裏我遇到了一位二十歲的青年，他腳邊的袋子裏裝着七八隻獎盃，在上海當職業泰拳手三年了。“會讓爸媽看你打比賽嗎？”我問他。“不會，”他說。“因爲不可能每一場都贏。”這樣簡單的一句話，讓我整個下午都陷入恍惚，想到了許多沉默的思念與沉默的善意。在試管嬰兒的選題上，採訪對象突如其來的負面情緒也讓我感到無法應對，彷彿整個生活都被蒙上了灰色。對於寫作者來說這或許是好事，在文學寫作中有足夠的時間和篇幅，足夠我消化掉情緒。但對記者來說，這既影響專業度，又影響工作效率。最難受的那次，被編輯老師罵了一頓，坐十六站地鐵從大望路回學校，眼淚止不住地流，摘口罩的時候沾了滿手。

排除掉“記者”，我再次思考職業方向，發現自己對其他的行業並不瞭解。在求職網站上投了幾份簡歷後，我接到了一個求職中介的電話，聲稱可以幫我進行簡單規劃。閒着也是閒着，我決定聽她講講看。對方的第一個問題是：“你有過什麼世界五百強企業的實習經歷嗎？”“沒有啊。”“爲什麼沒有？”對方似乎很困惑，“你是清華的學生，世界五百強的實習應該不會很難找吧？”“我沒想去五百強企業實習。”電話被掛掉了。

必須承認的是，我的努力確實不足。按部就班地上課是不夠的，隨心所欲地閱讀和創作也是不夠的。我能夠翻閱幾十本中外文獻去研究“闡釋學的演進”或“文本與意識形態的關係”，卻對各行業各公司的風格、待遇、企業文化沒做過任何調研，幾乎一無所知。彼時已經是研三下學期，在找工作的同時我還面臨着修改畢業論文的壓力。周圍的許多同學早就在大四就考慮好了職業發展，按部就班地找實習、投簡歷，嘗試着不同的方向，並最終做出抉擇。而留給我的抉擇時間，只有短短一兩個月。

2018年寒假，我只在家裏呆了不到一週。那陣子，北京下了很大的雪。

從人文學院畢業

三月初，我拿到了第一個offer，口頭的，來自國企。在我耿直地表示自己其實沒考慮好、無法立即簽訂三方後，他們很快把我淘汰出局；我曾考慮入職一傢俬企，但在實習考察時發現，下班後沒有一個人離開辦公室，並且加班時間是要“在領導審批同意後”“以半天（四小時）爲單位進行計算”的，也就是說，加班三個半小時不算數的。

經過一番摸索，我明白自己在哪些方面是無法妥協的，最終把標準細化爲“足夠的個人時間”“有安全感的薪酬”“興趣相關”，用淺顯的話來說，差不多就是“事少，錢多，有成就感”。這其實也是大多數人對工作的要求，但同時滿足這三樣的工作基本不存在，必須要做出取捨。

接下來的內心鬥爭，就在這取捨之間。

我失眠了，盯着宿舍光禿禿的天花板，掂量着自己的人生。我找各種朋友聊天，還預約了學校的職業諮詢。我對負責諮詢的老師說，很擔心最後選擇的工作讓自己不幸福；並且，作爲獨生子女，我也很怕辜負父母的期待。老師的回覆是，其實清華培養了你，最終的目的可能也不僅僅是讓你過得幸福或是滿足父母的預期，而是讓你對國家、對社會有所貢獻。現在回想起來，或許會覺得這話非常“不近人情”，但在當時，這樣充滿“家國情懷”的清華式安慰讓我從私人語境中跳脫了出來，更冷靜地審視自己的處境。

我想起了在整個求職過程中，聽到的這樣兩句話。

一個是在某教育企業。負責招聘的清華學姐對我的能力比較滿意，決定錄用我，但對我簡歷上光禿禿的實習感到困惑。“你是清華的學生，又拿了特獎，我以爲你是那種把未來的每一步規劃得很清楚的人，但你好像什麼都沒想過。”

一個是在某報刊。面試時報社領導追問了我爲什麼選擇了哲學系。我告訴他，因爲我希望能得到更嚴苛的思想訓練，而且我知道自己如果讀了哲學系一定也會繼續寫小說，讀了中文系倒不一定會再去看福柯看康德了；此外，爲了能夠更紮實深入地理解世界，我還選擇了新聞雙學位，並在碩士期間修讀了很多社會學、人類學課程。他對我的回答很滿意，對旁邊幾位面試官感慨道：“她把每一步都想得很清楚了。”

我真的想過嗎？從小學到高中，我的語文成績始終很優異；高中獲新概念作文大賽一等獎後開始寫小說，很早就出版了短篇集，作品發表得很順利，還加入了中國作協。像一個被推進池中的泳者，始終在朝某個認定的方向努力遊，壓根沒考慮過“上岸”的事情。

曾經，我是個很篤定的人。畢業前夕，我需要再次確認的是，是否要順從自己的喜好，讓“文學”成爲工作的重心。有利：這是我感興趣並且熟悉的領域。有弊：要割捨掉許多同樣新鮮有趣、富有挑戰的事業，放棄人生的其他可能性。

其實，對大多數人來說，重要的不是你想得到什麼，而是你願意放棄什麼。

仔細權衡了文學在我生命中的位置，我最終放棄了更優渥的薪資，也放棄了在其他領域的嘗試，來到中國青年出版總社工作（它的前身是青年出版社與開明書店），擔任《青年文學》雜誌社編輯。

去年十月到十一月，我的主要工作是“讀小說”。那是一百二十部中篇小說，它們被全國各大文學期刊推薦來參加“城市文學排行榜”，總計三百多萬字。我和編輯部的其他同事在閱讀後進行了反覆討論，最終挑選出合適的作品送入初評。在工作中，我不僅對國內作家們的創作風格和創作理念有所瞭解，也終於走入了文學現場。

今年的雜誌上，由我創建並主持了兩個新欄目。“燈塔”搭建着青年作家和文學名家的溝通橋樑，約到了畢飛宇、黃錦樹、劉亮程、張楚等前輩的稿件；“雅座”採訪跨領域文化人士，目前已經完成了微軟互聯網研究院院長李笛、國家大劇院音樂總監呂嘉的稿件。

我真的很喜歡自己組來的這些文稿，所以想從中摘取幾段與大家分享：

我是一個容易熱的人，也就是所謂的快熱。也正是這個原因，我從來不發表急就章，最起碼要處理一遍。爲什麼呢？太熱的文字會讓我覺得不舒服，它會讓你失去許多更有價值的東西。不要相信眼淚，那東西不值錢，你去看電視劇，每一集都會有眼淚。我想這樣說，涉及靈魂的東西時常和淚水無關，你很難用你的眼淚去解決靈魂上的事情。

——畢飛宇

我過了半百人生，逐漸聽懂了自小響在耳旁的各樣聲音，看懂了自己和身邊那些事物的老：一條老路積攢在塵埃裏的累累腳步聲，一堵土牆緩慢老去的影子裏，一羣人不知不覺到了晚年。許多東西早已在時光裏變老，等待你也老了，去認出它們的老。認出並呈現，是作家要做的事。

——劉亮程

在我寫作初始，我遇到過很多才華橫溢的同齡人，他們在寫作上流淌出來的光芒讓我羞愧，意外的是，他們只走了那一段路，就轉向了，當然，我沒有權利評判他們的選擇，腹誹他人的選擇是愚蠢的，我只是爲他們沒有珍視他們的才華而感到惋惜，甚至比他們自己還要惋惜。所以我想說的是，如果你真的熱愛寫作，就像個傻子一樣一條路走到黑吧。別回頭，也不要探起身子張望，帶好你的行李乾糧，沒白日沒黑夜地走吧，沒準，好運氣正在等着你。

——張楚

按照欄目策劃，這些作家前輩閱讀了我幾位同齡人的作品，回答了他們在創作上的問題，並給出了回信。作爲編輯，我一字一句地閱讀了這些作品、問答與信件，時常爲之感動不已。沒有我的策劃約稿，這些真誠的字句就不會在此時出現在世界上——換句話說，世界上的這部分美好，有我的一份功勞。

這些是屬於“文藝青年”的高光時刻。

疫情期間參加線上交流活動

固然，工作總是辛苦的。巨大的閱讀量讓人腰痠眼澀；出色的稿件讓人沉浸，差勁稿件卻也不得不堅持讀下去；反覆辨析着“截止”與“截至”、“含義”與“涵義”，在三審三校中改掉稿件中的每個病句，彷彿永遠都在做高考語文題。但我相信，我已經爲自己曾經的糾結找到了答案。

小時候，“優秀”的標準似乎更簡單，所有人都在同樣的賽道上奔跑，拿最高的分數，上最好的初中，考入最好的高中和大學。而在大學，事情早已變得複雜而多元，專業、興趣、特長、效率……每個維度，都有屬於自己的標準來衡量“優秀”。哪怕從小當慣了優等生，哪怕有着再強的求勝欲，也不可能在所有維度戰勝所有人。

但我們總有自己的方式來取得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