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認識上確立營銷平民化觀念，中國營銷從白手起家開始，從讓大衆買得起開始，然後逐步上升到性價比。客觀上，那時的性價比是在技術和裝備落後前提下的，一種“不得不”的選擇，也是一種低端營銷行爲。連“性價比”新標準的“制定者”小米，對此也多少存在心不甘情不願的心理——在成爲世界500強後，開始推動高端產品研發。如果小米的努力是技術儲備的需要，是基於在高端建立能力和影響，在大衆層面變現的戰略，那不失爲一着高招，否則，一旦一時嚐到“高端”的甜頭，就可能失去力推性價比的戰略定力。

其實，中國並沒有真正出現什麼“消費的理性降級”，完全是由於優質產能過剩和研發能力提高，產品品質普遍提升和新一輪價格戰所致。對於新生代消費者，人們太多從主觀上關注他們求新，忽略了他們的消費從整體上、全面看更理性；同時也沒有充分認識到廣大的下沉市場的消費升級。即新一代產品的性價比，與過去產品的性價比相比，整體上仍然是消費升級——價格也許在下降，品質卻在提升。電商在紅利期基本消失，在所佔份額被固定在大約零售總額20%之後，開始不擇手段地繼續搶奪存量。

在拼多多自殺式競爭壓力下（我們認爲只要拼多多不缺戰略資源，它會是最後的贏家），性價比已經變成了一種體系貢獻，而不是哪個企業的戰略選擇。低價並非中國營銷的特色，小米帶動的新一輪性價比纔是中國營銷最基本的特色。從某種意義上說，在商業領域靠性價比取得戰略成功的比比皆是，甚至可以說它是現代商業成功的共性。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理念——推動進入“消費時代”。而小米則是第一家真正用性價比取勝的世界500強制造業品牌。

從競爭角度看，製造業在商業逼迫下“高價低就”，結果都是成就了商業，並“掩護”名優良品暗度陳倉，毀掉了自己。而從顧客需求角度看，大衆消費品本就不應該在所謂的“品牌”掩護下取得暴利。暴利只能來源於原創性技術，只能服務於高收入人羣，只能落實在獨一無二的產品上。大衆產品本來就是行業利潤遞減和行業利潤平均化之下的產品，就是依靠薄利多銷才能生存的產品。都把大衆產品做成高價產品，那不是營銷的使命，而是營銷的反動，比如前一時期觸犯衆怒的中國高價月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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