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藝謀電影中的老百姓，不僅僅是工具人！

從電影院走出來的時候忍不住感嘆，《一秒鐘》讓我看到了久違了流暢敘事和複雜的人物塑造，電影中的他們終於不再是爲了情節發展而設定的工具人，而是切實的、厚重的歷史的塵埃。

簡單的故事

不得不承認的是，《一秒鐘》的故事情節，真的足夠簡單。一言以蔽之，想要看電影的男主和想要偷膠片的女主爲了一部短片而產生交集。所有的人物和故事，都圍繞着這兩個人物對於電影的渴望而展開，在西北荒漠中的小城鎮裏，所有的愛和無奈都交織在電影這個客體上。

男主人公曾經是勞改犯，因爲打架被勒令勞改近十年，落得妻離子散的場面。十幾年沒有看見女兒的他在得知自己的女兒出現在宣傳電影《新聞簡報22號》中之後，選擇逃離勞改所去看這一場電影。

在電影中並沒有明顯地告訴觀衆他爲什麼這麼急於在電影上看僅僅出現了一秒鐘的女兒，而是通過暗示的手法交待出原因所在。放映範師傅在詢問“這麼小的年紀爲什麼要跟別人爭呢？”的時候，勞改犯面露不解和陷入難以剋制的自言自語；在劉閨女氣急說出“她怎麼沒給米袋子壓死”之後，突然的暴怒讓他在情急之下踢倒劉閨女的凳子；對於出現在電影中僅僅一秒鐘的影像中不真實女兒的執念讓觀衆難免猜測到，他的女兒可能在爭先勞動中死去了。

在這個背景的支撐下，電影中的情感才更容易被理解，勞改犯對那一秒鐘電影影像近乎病態的渴望和不惜以威脅和自己再次被抓走爲代價的行爲，成爲深刻情感的出力點和支撐。

而劉閨女的另一條線，相比於此似乎沒有那麼多悲愴的意味，更多的是一種辛酸。被拋棄成爲孤兒的故事假作真時真亦假地被講述出來，從一開始有點好笑地覺得這個孩子只是在編故事，到後來能感受到她舉重若輕講出自己身世時的那種有點悲涼和無奈的意味，劉閨女身上的堅強和隱忍就不需要再多說了。

劉弟弟的名字潦草如斯，但姐姐對他的關愛卻認真到跑那麼遠的路去偷一卷膠片，他們兩人的情感訴求不僅僅是燈罩和怕捱打的恐懼，更多的是對一個完整、有溫馨氣息的家的渴望。好不容易喫上一碗麪都要端回家的姐姐，希望弟弟能有光明的未來，大概也同時希望這自己能夠有歸屬感和付出愛的責任心吧。而偷膠片，則是她在那種走投無路情況下能夠做的唯一選擇了。

一個要看電影，一個要偷膠片，兩個相悖的願望背後是相近的對愛和家庭的情感表現。在這並不複雜的情節背後，是更復雜的“小人物”們，是那些作爲勞改犯和劉閨女漫漫觀影路上或是幫手或是阻礙的小人物們，他們是背景板，也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甚至更能反映出時代特點的“塵埃”們。

複雜的他們

電影在那個時代的特殊性不言自明，偏遠的大西北，荒漠和黃土無窮無盡地延伸在老百姓生活的每一個角落，乏味的農耕生活讓他們的日子幾乎難以爲繼，思想控制的枷鎖讓他們接觸不到更加鮮活的外部世界，而幾部樣板戲情節的電影，則是他們幾個月以來僅剩的消遣。

會有期盼，所以在電影院門口站着，拖家帶口地期盼着，爲了一個位置巴結討好着放映員——也只有往口袋裏塞點零食的小把戲。他們不懂膠片，只知道爲了保證電影能放出來要按照指示去清洗、去扇風、去做那些他們不能理解其意義但是很有參與感的重要事情，反正一定要克服萬難看電影。

精神世界的匱乏讓他們的反應真實到接近於粗鄙，粗糙的電影質量和毛坯房一般的電影院，他們樂此不疲。

那句“狗日的能看一夜”是笑話也是再真實不過的現實，那些被稱作“愚昧”的人，看電影何嘗不是一種雅與俗交界線上對於美好生活的嚮往和掙扎，在那個虛擬世界沒有勞作和平淡生活，沒有雞零狗碎的貧困日子，只有似乎過於遙遠的家國情懷，但也正是這一份遙遠的守望，讓他們還不至於成爲麻木的軀幹。在電影中出現合唱的時候他們也跟着唱，在旋律的悠揚之中，恍惚間，他們昇華。

與這些小人物相對的，是掌握着那麼一些權利的人。範電影的官腔從一開始就讓人覺得不舒服，那種有點高高在上的得意樣子，端着一個搪瓷杯子似乎是世界中心的自負感，胖胖的身軀和挺起的背太容易讓人聯想到那些在百姓頭上作威作福的小村官們了。

但他又是有那麼一點點“良心”似的，既然大家想看電影，就還是想着辦法清洗膠捲，並且精明地在這同時樹立了一把自己的威信。

他本質當然不是壞人，也有自己的苦衷，孩子因爲誤吞清洗液而智力缺陷一輩子都只能像個傻子一樣生活，但他依然不能放棄自己的工作，放映員或許不重要，但是隻有這個位置才能讓他被其他人愛戴着，讓自己的虛榮心得到一點滿足。範電影無法脫離這份工作了，因爲放映電影不僅僅是他養家餬口的職業，也是他實現自己人生價值和情感滿足感的唯一工具。

精緻的利己主義者當然不會是老好人的角色，也不是那種唯唯諾諾的弱小性格，暗中“背叛”勞改犯的做法一度讓人覺得可憎，但其實也是合理的。在被威脅之後難免想着脫身，更不用說這種脫身也能讓自己再次收穫“更高級別的”保衛科的人的信賴和關注。但他仍舊是有感情的，他能理解那份對於女兒和家庭的愛讓勞改犯永遠懷抱一份執念，才選擇小心翼翼地去塞一張膠片在他的衣兜裏，才答應他去幫助劉閨女做一個燈罩。

“能做放映員的，只有我一個人”，是範電影苦苦追求的目標，這個名號的重要性也只有在那種精神匱乏到極致的時期纔有特殊性，獨一無二的工作給他不可代替的身份，也是荒漠和貧瘠中能夠追求的最後一絲尊嚴，放映電影並非什麼難題，但維護住百姓的信任纔是終極目的。

這個形象像極了從前戲臺上的土偶神像，或許有一點神通卻要靠着假裝和欺騙擡高身價，把自己打造成神聖不可侵犯的特殊存在，甚至拆光了臺階，打落讓試圖爬上來、試圖揭露他的人。

無法調解的衝突

電影中的一個鏡頭突然讓我有一種被“擊中”的感覺，也是人物複雜性的終究體現——保衛科的那些拿着棍棒榔頭去抓捕勞改犯的人們，在看見電影中父女相認的場景時也落下淚水。容易被電影情節打動的人大概也是充滿溫情的吧，但是面對現實中父女情深的勞改犯時，卻有一種莫名的仇恨和凌駕於其上的正義感。

藝術作品讓開着上帝視角的我們常常感覺到情感的充沛和對世間諸事物的深刻體察，可惜事實上在現實中的每一個人，卻由於複雜的生活場景和並不戲劇化的衝突和相互理解而無法達成聖人一樣的判斷力，爲藝術作品悲鳴的人也會殘忍地對待同樣“藝術化”的生命，只因爲在時代目光和平凡質樸的外表侷限之下他們無法將一個勞改犯的生命與電影中那些漂亮鮮豔的生命等同起來。

電影的結局大概還是美好的，釋然的父親和成長的閨女，在那片沙漠之中的痛苦都被風塵掩埋了，或許這種美好是導演和觀衆一廂情願的美好願景，或許現實中根本不會出現這種大團圓結局，或許在那個年代，他們能夠存在已經是最大的虛構，但至少他們咋看起來足夠真實。《一秒鐘》太短，而對於人性的探討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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