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絲綢之路，往往指的是古代中國連接亞洲西部、非洲和歐洲的陸上商業貿易路線。廣義上講又分爲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明朝鄭和下西洋所經過的路線就被稱爲海上絲綢之路。

筆者曾經在巴基斯坦和伊朗從事過新聞工作，也曾訪問過阿富汗和土耳其。根據筆者的瞭解，陸上絲綢之路的形成時間大約是在公元前2世紀與公元1世紀間，直至16世紀（1500年到1600年之間）仍在使用。也就是說，從中國的漢朝到明朝長達17個世紀的漫長歲月裏，絲綢之路始終是一條東方與西方（東亞與西亞、歐洲）之間經濟、政治、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

當年，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形成了古代絲綢之路的基本幹道。以西漢時期長安（今天的西安）爲起點，經甘肅的河西走廊到達敦煌，由此又分爲兩翼：南路從敦煌經樓蘭、于田、莎車，穿越蔥嶺（今天的帕米爾）到大月氏（中亞的古國，已經消亡）、安息（今伊朗），往西到達大食（今伊拉克），最後抵達大秦（羅馬）；北路從敦煌到交河、龜茲、疏勒，穿越蔥嶺到大宛（今費爾干納地區，即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三國交界處），往西也經過安息（伊朗）經君士坦丁堡抵達羅馬。那時，漢朝疆域的北面面臨匈奴等強悍部落民族的常年滋擾和襲擊，許多絲路沿線國家的商人尚未抵達目的地就被盜匪打劫，要麼血本無歸，要麼被害身家性命。

公元前60年，漢宣帝決定對西域地區尤其是絲綢之路沿線地帶進行管控，並設立了西域都護府。以此爲標誌，絲綢之路開始逐漸發育，並漸漸走向繁榮。

絲綢之路的最初作用是運輸中國古代出產的絲綢、瓷器。因此，當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最早在19世紀70年代首次提出“絲綢之路”的概念，遂即被沿線國家廣泛接受。絲綢之路的一個重要的中轉國家就是安息帝國，也就是今天伊朗人所稱的帕提亞帝國。漢代絲綢之路越過了安息，就可以抵達大食和大秦。安息帝國正好位於羅馬帝國與漢朝之間的絲綢之路上，是當時絲綢之路上的商貿中心。波斯人之所以會做生意，也與絲路之路有關。當時安息與漢朝、羅馬、貴霜帝國（匈奴的後裔）並列爲當時亞歐四大強國之一。今天的伊朗人依然以自己是安息帝國的繼承者自居。在伊朗的博物館中，仍然可以見到伊朗文化對中國文化產生影響的文物。胡蘿蔔的原產地是伊朗，很多伊朗人至今認爲胡蘿蔔的中文發音就源自古代波斯語。

對絲綢之路來說，值得一提的還有中國唐代。唐代絲綢之路大大拓寬。筆者在與伊朗朋友的交往過程中，許多伊朗學者津津樂道地討論古代的安息帝國對中國西部地區的文化影響，認爲如果沒有絲綢之路，波斯文化就不可能傳播到中國。他們認爲在公元7世紀到10世紀（正是中國唐代由勝到衰的時期），伊朗人將伊斯蘭教傳入中國，而到了公元10世紀後，阿拉伯人才接替伊朗成爲伊斯蘭教的傳教者。不管怎麼說，伊朗朋友普遍認爲伊斯蘭教經絲綢之路傳入中國，並且是他們祖先的功勞。

在巴基斯坦期間，許多當地朋友問筆者“你知道中國對古代巴基斯坦影響最大的是什麼嗎”，他們認爲是成吉思汗。其實，公元12世紀到13世紀，蒙古帝國發動了三次西征及南征，版圖迅速擴大，而蒙古帝國的疆域囊括幾乎陸上絲綢之路的沿線國家，也影響了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地區的文化。現在，巴基斯坦的旁遮普族、普什圖族多以“汗”爲名，以顯示其尊貴。巴基斯坦幾任領導人的名字中都有“汗”來作爲尊稱，這與當年蒙古大汗率軍進抵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有關。元帝國時代，驛路的設立、歐亞交通網絡的恢復，使國際商隊的長途販運活動再度興盛起來。在伊朗德黑蘭的博物館裏，迄今還能看到一些珍貴的史料，特別是有關歐亞商人相互交往的經歷。當時，歐洲商人、阿拉伯商人喜歡攜帶大量金銀、珠寶、奇禽異獸、香料等商品來中國或沿途出售，他們對中國的綾羅綢緞、茶葉、瓷器、中草藥等商品更感興趣。元朝蒙古勢力一直延展到中亞甚至歐洲，使得貿易十分暢通。著名的旅行家和商人馬可波羅當年也是沿着絲綢之路，從羅馬經過西亞、中亞來到中國，歷時四年之久。不僅如此，在元代中期，歐亞大陸各個層級的貿易交流十分興旺發達。許多東西方貿易樞紐如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爾）、馬什哈德作爲有不同民族特點的商品市場和物資集散地紛紛建成。筆者在新疆喀什的博物館裏，瞭解到元代時期的喀什居然是遠近聞名的國際貿易中心城市。如果元朝的絲路活動能繼續開展下去，那麼世界歷史就有可能改寫。明代中期以後，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不斷發展，海上絲綢之路開始興旺發達起來。大批中國人也是從那時開始下南洋（今東南亞）的。

今天的巴基斯坦朋友更喜歡談論海上絲綢之路。在他們看來，巴基斯坦的佛教聖地塔克西拉曾是古代著名的犍陀羅帝國的都城，也是佛教傳入中國的中轉站。公元7世紀，玄奘來到塔克西拉，《大唐西域記》中就多次提到塔克西拉。

由於近現代帝國主義的入侵，特別是一些國家（如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博物館保存不好，加上宗教與政治因素，許多歷史遺蹟蕩然無存，使得許多絲綢之路沿線國家民衆對當年的絲綢之路印象依稀，對絲綢之路的瞭解遠遠不夠。

自從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絲綢之路的概念重新熱了起來。比如巴基斯坦人引以爲豪的中巴經濟走廊，自2013年啓動以來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不僅解決了巴基斯坦道路基礎設施擴建和升級，還解決了巴基斯坦的電力供給問題。目前，巴基斯坦全國80萬平方公里，幾乎所有的城市都有中巴經濟走廊的印跡。“一帶一路”建設實實在在地惠及了巴基斯坦人民。中巴經濟走廊建設以來，巴基斯坦的經濟實力有了很大的提升，一批經過專業培訓的優秀技術工人成長起來。目前，中巴兩國的合作已經從主要以政治外交爲主轉爲政治、經濟、外交、文化和軍事的全方位合作。今天在巴基斯坦有衆多的中國企業和華人華僑，他們正在沿着絲綢之路先輩們的印跡，努力踐行絲路精神。

一位筆者相識17年的巴基斯坦老友澤米爾·艾哈邁德·阿萬，曾經擔任過巴基斯坦駐中國大使館的科技參贊，現在是伊斯蘭堡信息技術大學教授，該大學也成立了專門研究“一帶一路”的中心。他說：“‘一帶一路’對巴基斯坦來說是最理想的發展模式。”阿萬先生還多次說，中巴經濟走廊已爲巴基斯坦提供了物質基礎和方向。中巴經濟走廊體現了中國人“要想富先修路”的積極建設思維。

“中國是全球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優等生。”阿萬先生這樣說。在此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過程中，多數“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都與中國同呼吸、共命運。中國領導人也強調，一旦中國在抗擊新冠肺炎疫苗研發方面有所突破，將首先考慮“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人民，考慮非洲人民，考慮發展中國家的人民。中國正在通過新的絲綢之路，踐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

周戎系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本文刊於11月10日人民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