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在杭州近郊，出現了一種新型的婚姻形式“兩頭婚”。即男方不言娶，女方不說嫁，各自戶口不變更；雙方經協商，婚後生兩個孩子，分別隨父母姓；孩子稱雙方長輩均爲“爺爺、奶奶”。有學者稱，這是現代與傳統各自退讓、磨合的結果。

水村及周邊地區的傳統婚禮。（受訪者供圖）

文 | 新京報記者 馮雨昕 實習生 鍾藝璇

編輯 | 胡杰 校對 | 李世輝

本文約5380字 閱讀約11分鍾

12月25日下午，59歲的杭州民豐村（按當地習俗，以下簡稱水村）村民美芸在廚房忙碌。丈夫出門工作去了，兩個孫女放了學，在樓上練字。

美芸解釋，在上海工作的親家要回杭州了。按習慣，每每親家回來，她都邀他們過來喫飯，兩邊如朋友般融洽。

十年前，美芸的兒子阿斌和兒媳小琪結婚，採用的是近來被推到風口浪尖的“兩頭婚”形式。

2017年至2019年間，復旦大學博士生趙春蘭在杭州水村做田野調查時，發現水村中有典型的“兩頭婚”現象：“兩性結配，男方不言娶，女方不說嫁，各自戶口不變更; 男女雙方家中各自裝修新房，夫妻婚後在雙方家庭輪流居住; 雙方經協商，婚後生兩個孩子，分別隨父母姓; 有義務贍養雙方父母，也有權利繼承雙方財產; 孩子稱雙方長輩均爲‘爺爺、奶奶’，而無‘外公、外婆’之稱謂。”

美芸自己對“兩頭婚”的理解是“小家變大家”，是“獨生子女基本都會選擇的生活方式”。

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副院長範麗珠評價水村的“兩頭婚”爲“一種傳統秩序的延續”。

趙春蘭認爲，在水村出現的“兩頭婚”，是現代與傳統各自退讓、磨合的結果，“它必然是一個小範圍文化圈內的東西，會有一定的侷限性，但也有它特有的社會功能。”

不需彩禮，也不備嫁妝

小芬34歲，大眼，圓圓臉，在貿易公司上班。

她是土生土長的水村人，也是“兩頭婚”實踐者：她生有兩個女兒，一個隨丈夫的姓，一個姓她的姓，統一用“爺爺奶奶”稱呼兩邊老人;她和丈夫及孩子輪流住在雙方父母家，“可能這個禮拜我公公婆婆有事，照顧不到小孩，就回我爸媽家住;有時候我爸媽有事，就到我老公爸媽家住。”

小芬稱，她是家中獨女，還在讀書時，父母就有意她未來找個“上門女婿”，“因爲他們不想讓我‘出去’”。小芬說她也願意這樣，因她也“不想離開家”。

村委財務工作人員介紹，水村有760戶、3300多人口，村民的生活條件普遍較好。改革開放前，踞杭州近郊的水村是典型的魚米之鄉，村民靠養蠶、養魚、種植爲生。上世紀90年代後，農業收益減少，工商業發展，且許多農地逐漸被徵用，村民便開始進廠務工、自主創業。

徵地時，每戶每口人能得到80平方米的房屋面積補償，“基本一家能換兩三套房。”少部分人還未被徵地，但通常會在自建房中劃出一兩層做出租用，租金收益也算豐厚。據村委會統計數據，2019年，水村村民人均收入4萬元。

走進水村大道，左手邊是清一色三層以上自建房。新京報記者 馮雨昕 攝

現在，走進水村大道，左手邊是清一色三層以上自建房，右側則是僅剩不多的幾畝農田。偶有農人忙碌，小車駛過，都發不出大聲響。一天裏最熱鬧的時刻是下午三四點，村裏的幼兒園放學，家長們排排等在門口。其中又以老年人爲多。

趙春蘭在田野調查中總結，水村居民雖已在物質生活、基礎建設上往城鎮化發展，但依然保有農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對“延續香火”有一定執念。

受訪者們表示，水村本地許多獨生女家庭都有過招入贅女婿的想法。

2005年左右，當第一批獨生子女進入婚齡，水村的“兩頭婚”模式開始出現了。

大學畢業後，小芬經人介紹認識了現在的丈夫，丈夫是獨子，小芬回憶，當時她身邊零星有“兩頭婚”的例子，但還不普遍。她試探性地問還是男友的丈夫是否能接受兩頭婚，男友回家與父母商量，不久就答應了。兩人於2010年順利成婚。

婚前，雙方家庭商定，不需彩禮，也不備嫁妝;兩邊都出資裝修新房;婚後要生育兩個孩子，不論男女，頭胎隨小芬姓，二胎隨丈夫姓;小芬與丈夫的戶口都保留於原家庭內，隨各家姓的孩子在各家的戶口本上。

“兩頭婚對我們來說，第一是傳承姓氏，第二是爲離父母近一點。”小芬說，“不遷戶口”對她而言是莫大的心理慰藉，“如果我還在這個戶口本上，我覺得我跟我爸媽就是一家人，有很親密的感覺。”

“傳統嫁娶的特徵是女的嫁到男方家裏面，女方的所有社會價值是通過男方來實現的，女性的名字要上到夫家的族譜、戶口本上。‘兩頭婚’形成了一種新的社會安排，女的也可以把家譜傳下來。”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副院長範麗珠說。

水村副書記盛雲峯迴憶，2005年後，村裏無聲無息地開始出現“兩頭婚”現象，但從未引起過廣泛討論，“就是一個潛移默化的過程，時代就是這樣走的。”

12月21日，小芬在朋友圈看到媒體上關於兩頭婚的新聞，有些忿忿，“文章裏的部分內容我不是特別認同，比如說女性淪爲生育工具——哪怕我是嫁過去的，我也希望生兩個，我覺得獨生子女太孤單了。”

阿阮與丈夫結“兩頭婚”九年多，育有一子一女。她稱自己對生二胎原沒那麼熱心，雖不是特別願意，但她也不至牴觸。因她早就知道，一旦踏進“兩頭婚”，“我的歷史使命就是要生兩個的。”

“其實就是小家變大家”

三十多年前，美芸從杭州餘杭“嫁”到了水村。

丈夫給了她孃家幾十塊錢作爲彩禮，她返以電視機、縫紉機、自行車爲嫁妝。婚後，她與丈夫、公婆同住，戶口也一併遷到了丈夫家。

2010年左右，她的獨子阿斌到適婚年齡，“我當時叫他不要找獨生的，去娶個家裏有兄弟姊妹的回來。”

也是此時，周圍冒出“兩頭婚”的現象。阿斌早與高中同學小琪交好，而小琪是本地的獨生女，提出要“兩頭婚”。

阿斌回家一提，美芸答應得很快，“我當時就覺得，這情況下也沒有辦法了呀——你不用跟我說他們不能結婚或者兩個人的生肖不配——如果說了你咋辦呢?他們兩個人已經相處這麼久了，不同意，反而麻煩。”

她和丈夫主動提出給小琪家十幾萬元做彩禮，被對方利落地拒絕，“因爲他們覺得自己不是在‘嫁’女兒。”

按地方老規矩，男方家要給女方的母親包個“肚痛包”，以慰其對新媳婦的生養之恩。美芸準備了8000元的紅包，被親家全數退回，“他們和我說，我們也不算嫁，你們也不算娶——我生女兒肚子痛，你生兒子肚子也痛。”

水村一天裏最熱鬧的時刻是下午三四點，村裏的幼兒園放學，家長們排排等在門口。新京報記者 馮雨昕 攝

在兒子阿斌眼裏，“兩頭婚”是兩個家庭、老老少少都可以接受的唯一方案。

“娶也好，‘兩頭婚’也好，上門女婿也好，其實都一樣，就是兩戶家庭。”阿斌說。“當然，真做上門女婿不太現實，我父母那邊過不去。我作爲男的，自己也不肯。但你一定要硬邦邦娶回來，人家也不肯，到時候弄出矛盾，還不如就兩頭結婚。”

阿斌的兩個女兒從樓上跑下來，一手一個，掛在阿斌身上。美芸趕她們上去寫作業，解釋道：“兩個小孩，兩個房間，這裏大嘛。”

這座自建房格局方正，有四層樓高。早先孩子小，和父母同房，如今大家分住幾層，基本都有自己的空間。

最開始，夫妻倆在雙方父母處都會居住。岳父母拆遷後，搬進了商品房居住，阿斌與小琪因覺得居住面積小，便常住在美芸家中，只偶爾去孃家住。

美芸回憶，當年她出嫁後，通常只在逢年過節“回孃家”，且必要隨帶禮物以贈孃家的親戚——這是當地外嫁女的規矩。

而今小琪則隨時隨地可往孃家跑。“按以前的規矩，我回孃家住一個禮拜，人家就會覺得我肯定跟婆家鬧不愉快了。現在我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12月25日，美芸喊從上海收工回杭的兩親家來家裏喫飯，她與親家的住處相距不過十分鐘車程，兩家人常常一起聚餐。通常是親家買菜，她下廚。她喜歡這樣，覺得熱鬧，“其實就是小家變大家。”

生兒子隨誰的姓，最容易引發糾紛

七年前，小琪懷二胎時，曾有親戚對美芸說，看小琪這肚子，懷的好像是個兒子。

美芸稱自己消化得很快，“即使是兒子也是他們家的，說好的就不能變卦。”她稱自己聽過許多因姓氏而鬧僵的“兩頭婚”，認爲這樣極不值當。

趙春蘭在研究中發現，要和諧地進行“兩頭婚”，“協商和說到做到是很重要的。”

按水村舊俗，新嫁婦要挑一“子孫桶”到男方家中，意喻挑去生育責任;若男方入贅，則由新郎挑桶至女方家庭。

小芬告訴記者，她身邊有一對朋友，因未事先商量好挑桶事宜，臨近婚禮，男女雙方都希望由對方來挑桶。大鬧了一番，甚至放言悔婚。

協定太死板，也容易引發矛盾。小芬說，她認識一個在居住方面要求特別苛刻的“兩頭婚”家庭：雙方父母嚴格規定時間表，一週住這頭，接下去一週就必須住那頭，“做不到，就鬧不開心，也容易吵架。”

水村僅剩不多的幾畝農田，偶有農人忙碌。新京報記者 馮雨昕 攝

60歲的村民老許是退休工人，兒子已結婚15年，是傳統的“嫁娶”。

老許是“兩頭婚”的堅定反對者。

“什麼‘兩頭婚’是肯定不好的!”老許說，他有一個侄子，比他兒子早婚兩年，採用“兩頭婚”的模式。婚禮前，兩家人說得好好的，頭胎跟爸爸姓，二胎隨媽媽姓。後來頭胎生出一個男孩兒來，“丈母孃直接到醫院裏去把孩子抱走，要搶注女方家的姓。”雙方家庭大吵一架，孩子一斷奶，就辦了離婚。

老許說，這陣仗嚇住了他，因此堅持要兒子“娶”一個回來。

趙春蘭分析，出於對男嗣的看重，生兒子後的姓氏歸屬，最容易引發“兩頭婚”中的矛盾與糾紛。她在做田野調查時認識了一對夫妻，十多年前結了“兩頭婚”， 頭胎兒子出生後，矛盾爆發，“在哪兒做月子、孩子到底跟誰姓這種問題，全都能吵起來。”沒兩年，未等到生二胎，兩人就離婚了。

美芸對傳宗接代的需求則有一套自我消解的邏輯。她認爲，即使自家只有一個孫女，來日出嫁後，仍然會生兩個孩子，“那麼還是可以有一個姓我們的，所以(姓氏)還是可以往下傳的。”

趙春蘭認爲，美芸夫婦並非對“延續香火”無所謂，而是尋到了一種更靈活的態度，“只要能把姓氏傳下去，不管是兒子還是女兒都是香火的傳遞。”這也是水村一些父母輩對“兩頭婚”的態度。

“所以‘兩頭婚’其實是一種傳統秩序的延續，它獨立於政策，也獨立於個人主義。”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副院長範麗珠評價，“水村是一個比較完整的社區，大家的認識和家庭背景都相似，容易慢慢達成一個地方性的社會制度。”

趙春蘭說，到今天，“兩頭婚”在水村實踐過數十年，受訪對象們耳聞的相關矛盾越來越少。

水村副書記盛雲峯平時兼任村內家庭事務調解員。他告訴記者，自己調解過許多鄰里矛盾、經濟糾紛，但未處理過由“兩頭婚”引發的家庭不和。“(矛盾)肯定會存在，但少。一來是農村還是有那種思想，家醜不可外揚，所以外人也不知道;二來，就是‘兩頭婚’在村裏已經走過了一個磨合的過程。”

不只是姓氏那麼簡單

在水村辦婚禮，傳統意義上要宴請三天：第一天晚上爲“啓事”宴;第二天中午，新郎接新娘，在女方家喫“便餐”，晚宴則辦在男方家，爲“正酒”;第三天再興“謝事”宴。

村裏的婚席承辦人孫中成說，“兩頭婚”中，兩方家庭通常會先後都辦一輪酒席，順序並無定數，全看兩家商量。輪到女方家庭舉宴時，新娘也要去男方家接娶新郎，“原本接新娘子要敲三下鼓，等於是催新娘下來，現在接新郎也會敲。”

也有合併舉宴的，花銷則共同承擔。阿阮當初辦婚宴時，只在酒店合辦一次“正酒”，酒宴費用按雙方邀請的親朋數量分攤。

而小芬結婚時，只以“嫁娶”流程走了一遍，由丈夫將她從孃家接出，在婆家喫了“正酒”。“婚禮的流程上，有些東西如果你非要計較得那麼明白，就沒法辦了。”

趙春蘭分析，在“兩頭婚”的實踐中，傳統的許多邊界逐漸被模糊：“不只是姓氏那麼簡單——它在維護傳統，又沒有那麼傳統。”

阿斌與小琪結婚時，照舊俗，新郎去女方家接親，得準備一些現金和好煙，“會有隔壁鄰居、大伯大媽攔在大門口，不讓他(新郎)進去，要拿東西出來。”但兩家人商定，由小琪家自負“攔門”的花銷。

婚後過節，小琪與阿斌也無需以兒媳或女婿的名義贈送孝禮，“基本不去計較禮節上的東西了，反正都是一家人，不分家，而且最後錢都是給孩子的。”

趙春蘭在這點上深有感觸。她是水村鄰村人，家人們也奉行較傳統的價值觀。她是“嫁”出去的，因此每年過年，“回孃家”探望，總要花一萬多元買禮品，送給叔叔伯伯。“因爲已經算‘分家’了，作爲出嫁的女兒就必須買東西回去。”

“兩頭婚”面對的另一個質疑，是未來財產分割的公平性。

“生兩個小孩，一個姓你老公的，一個姓你的。到時候會不會兩邊的爺爺奶奶，各自把錢留給跟自己姓的小孩呢?如果兩邊資產差不多還好，要是差得多，怎麼保持公平?”“兩頭婚”的堅定反對者老許問。

美芸則稱自己從未產生過區別對待的想法，因兩個孩子都由她帶，她一樣地疼。但她分析，或許會有偏心眼的爺爺奶奶，“比如說只帶跟自己姓的小孩，那情感上多多少少會有偏向的，對不對?”

美芸說，自她出嫁起，就失去了繼承父母財產的機會，從當地傳統來講，上一代的家產盡數要給家中男丁。“我父母的錢明確說了都是給我哥哥的。如果給女兒的話，要打架的，就等於給外姓人了。”

如今，“兩頭婚”帶來的雙邊姓氏繼承，使女方家庭免去財產落入“外姓”之手的擔心。美芸一家人已經談攏，她與丈夫在百年後將財產全部留給兒子，小琪也會得到來自她父母的那一份。屆時夫妻倆要如何再爲兩個女兒劃分財產，“就是他們自己的事了。”

趙春蘭說，在今天，水村有越來越多的年輕夫妻會採用“兩頭婚”的結婚形式。而到目前爲止，“兩頭婚”中的實踐者們都還算年輕，養育的孩子最大也不過十來歲，尚未面臨過老人故去、財產分割的問題。她相信，“兩頭婚”的最終走向，還需時間來證明。

(文中美芸、小琪、阿斌、小芬、阿阮、老許爲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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