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国的崛起史上，魏国可以称得上是最忠诚的赞助商了。简而言之，每当秦国处于转型期时，魏国总会送来对应的专业化人才。比如羸弱百余年的秦国想要变法图强，魏国送来了擅长搭建行政框架的商鞅；秦孝公死后，秦国主少国疑、各种反对势力暗潮涌动并企图推翻新法，魏国送来了擅长外交的张仪，消除了秦国的外部威胁，使其专心巩固内政；商鞅之法深入人心、秦国需要东出进行军事兼并，魏国送来了擅长“远交近攻”和“离间计”的范睢，助秦国取得了长平之战的胜利；秦国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准备工作，正需要整体的战略规划师，魏国又送来了军事奇才尉缭。那么，这些旷世奇才为何都要弃魏国而去呢？

早在商周时代，国家选官用人方面所实行的制度是世族世官制。也就是说，国家军政大权统统都被贵族宗室把持，而这些贵族又因宗法制的缘故被分为了不同的等级，不同等级的贵族也就相应地执掌着国家不同层面的权力。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兼并战争的日渐激烈，各国都推行了变法，其中心内容便是举贤任能，打破原先贵族对权力的垄断并将之分配给才干突出的庶民知识分子。不过相比秦国，东方六国的变法都不彻底，国家的高级军政大权仍然由宗室贵族把持，只有极少数的非宗室成员才能登上权力塔尖。剩下的人，只能担任些无关痛痒的职位。比如，楚国的军政大权始终就由屈、景、昭三家把持；齐国上至公卿、下至县令也几乎全是田氏子孙。赵国呢？其国的权力分配也和齐国一样，军政要职无一例外地出自赵姓。为何豪商吕不韦发家于邯郸，并和赵国权臣平原君赵胜同居一城却始终未投靠到他的门下，原因就是吕不韦看透了赵国的政治格局。

魏国和赵国同出一体，都是以晋国卿大夫篡逐主君权位而建立的。因此，它对非宗室人员的防范之心丝毫不让赵国。可以想象，底层知识分子失去了晋升之路，只能选择重才能而不重出身的秦国发展，特别是魏惠王之后的使“太子自为相”以及信陵君的专权，魏国贤能之士的流失入秦更加严重。大争之世，关键是争夺人才。人才断层严重，曾经是战国七雄之首的魏国国势日衰从根本上也就不可避免了。史料记载，也就是在魏惠王之后，即秦昭襄王时期，“得道多助”的秦国对魏国的攻势便越加猛烈起来。

公元前293年，秦将白起大胜韩、魏联军于伊阙。斩首24万，虏魏将公孙喜；

公元前290年，魏献给秦河东地方400里；

公元前289年，秦将白起伐魏，取魏61城；

公元前286年，秦将司马错攻魏河内，魏献旧都安邑于秦；

公元前283年，秦攻魏，兵至大梁；

公元前275年，魏国割温以和；

公元前273年，秦穰侯伐魏，拔四城，斩首四万；

公元前266年，秦攻取魏国邢丘；

综上可知，至公元前266年，秦国已打开了东出中原的另一条交通要道，即轵关道。通过这条通道，秦国不断东进，将魏国河内之地的城池几乎攻略殆尽。公元前247年至公元前237年，即秦国丞相吕不韦的主政期间，秦国对魏国再次发动了大规模攻势，先后拿下魏国的高都、波、卷、酸枣、朝歌、汲、首垣、蒲、衍氏等重要战略要地及城池，将势力又深入到了黄河以南，和魏都大梁仅隔着一条济水对峙。到了231年，魏国又献出了部分土地。也就是说，此时的魏国可征用的物资仅剩下了大梁城附近，算是彻底丧失了和秦军一战的能力。不过，在秦国的灭国名单上，魏国却排在了韩国、赵国、燕国之后，位列第四。主要原因就是怕引起齐国，尤其是楚国的警惕。因为魏都大梁表面上看只是一座城池，其实它和楚国旧都陈郢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联系。究其根本，就是这两座城都是被一条名为鸿沟的巨河连接着。也就是说，秦军攻灭魏国后，其军资粮秣便可顺鸿沟浮流而下，然后转入颍水，直接运抵楚都寿春城下。因此，秦国才将灭魏的时机选在荡平黄河以北的诸侯之后。

史料记载，领兵攻打大梁的是秦将王翦之子王贲。他为了减少兵员的损失，并未采取强攻之策，而是利用大梁地势低洼，引黄河和鸿沟的水来灌注大梁。大梁城墙虽极其坚固，但也扛不住洪水长达3个月的浸泡。于是，随着城墙不断出现坍塌，魏王所凭借的护身符旋即消失，只能于公元前225年选择束手就擒。

参考资料：《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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