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國的崛起史上，魏國可以稱得上是最忠誠的贊助商了。簡而言之，每當秦國處於轉型期時，魏國總會送來對應的專業化人才。比如羸弱百餘年的秦國想要變法圖強，魏國送來了擅長搭建行政框架的商鞅；秦孝公死後，秦國主少國疑、各種反對勢力暗潮湧動並企圖推翻新法，魏國送來了擅長外交的張儀，消除了秦國的外部威脅，使其專心鞏固內政；商鞅之法深入人心、秦國需要東出進行軍事兼併，魏國送來了擅長“遠交近攻”和“離間計”的範睢，助秦國取得了長平之戰的勝利；秦國完成了統一六國的準備工作，正需要整體的戰略規劃師，魏國又送來了軍事奇才尉繚。那麼，這些曠世奇才爲何都要棄魏國而去呢？

早在商周時代，國家選官用人方面所實行的制度是世族世官制。也就是說，國家軍政大權統統都被貴族宗室把持，而這些貴族又因宗法制的緣故被分爲了不同的等級，不同等級的貴族也就相應地執掌着國家不同層面的權力。到了春秋戰國時期，隨着兼併戰爭的日漸激烈，各國都推行了變法，其中心內容便是舉賢任能，打破原先貴族對權力的壟斷並將之分配給才幹突出的庶民知識分子。不過相比秦國，東方六國的變法都不徹底，國家的高級軍政大權仍然由宗室貴族把持，只有極少數的非宗室成員才能登上權力塔尖。剩下的人，只能擔任些無關痛癢的職位。比如，楚國的軍政大權始終就由屈、景、昭三家把持；齊國上至公卿、下至縣令也幾乎全是田氏子孫。趙國呢？其國的權力分配也和齊國一樣，軍政要職無一例外地出自趙姓。爲何豪商呂不韋發家於邯鄲，並和趙國權臣平原君趙勝同居一城卻始終未投靠到他的門下，原因就是呂不韋看透了趙國的政治格局。

魏國和趙國同出一體，都是以晉國卿大夫篡逐主君權位而建立的。因此，它對非宗室人員的防範之心絲毫不讓趙國。可以想象，底層知識分子失去了晉升之路，只能選擇重才能而不重出身的秦國發展，特別是魏惠王之後的使“太子自爲相”以及信陵君的專權，魏國賢能之士的流失入秦更加嚴重。大爭之世，關鍵是爭奪人才。人才斷層嚴重，曾經是戰國七雄之首的魏國國勢日衰從根本上也就不可避免了。史料記載，也就是在魏惠王之後，即秦昭襄王時期，“得道多助”的秦國對魏國的攻勢便越加猛烈起來。

公元前293年，秦將白起大勝韓、魏聯軍於伊闕。斬首24萬，虜魏將公孫喜；

公元前290年，魏獻給秦河東地方400裏；

公元前289年，秦將白起伐魏，取魏61城；

公元前286年，秦將司馬錯攻魏河內，魏獻舊都安邑於秦；

公元前283年，秦攻魏，兵至大梁；

公元前275年，魏國割溫以和；

公元前273年，秦穰侯伐魏，拔四城，斬首四萬；

公元前266年，秦攻取魏國邢丘；

綜上可知，至公元前266年，秦國已打開了東出中原的另一條交通要道，即軹關道。通過這條通道，秦國不斷東進，將魏國河內之地的城池幾乎攻略殆盡。公元前247年至公元前237年，即秦國丞相呂不韋的主政期間，秦國對魏國再次發動了大規模攻勢，先後拿下魏國的高都、波、卷、酸棗、朝歌、汲、首垣、蒲、衍氏等重要戰略要地及城池，將勢力又深入到了黃河以南，和魏都大梁僅隔着一條濟水對峙。到了231年，魏國又獻出了部分土地。也就是說，此時的魏國可徵用的物資僅剩下了大梁城附近，算是徹底喪失了和秦軍一戰的能力。不過，在秦國的滅國名單上，魏國卻排在了韓國、趙國、燕國之後，位列第四。主要原因就是怕引起齊國，尤其是楚國的警惕。因爲魏都大梁表面上看只是一座城池，其實它和楚國舊都陳郢有着牽一髮而動全身的聯繫。究其根本，就是這兩座城都是被一條名爲鴻溝的巨河連接着。也就是說，秦軍攻滅魏國後，其軍資糧秣便可順鴻溝浮流而下，然後轉入潁水，直接運抵楚都壽春城下。因此，秦國纔將滅魏的時機選在蕩平黃河以北的諸侯之後。

史料記載，領兵攻打大梁的是秦將王翦之子王賁。他爲了減少兵員的損失，並未採取強攻之策，而是利用大梁地勢低窪，引黃河和鴻溝的水來灌注大梁。大梁城牆雖極其堅固，但也扛不住洪水長達3個月的浸泡。於是，隨着城牆不斷出現坍塌，魏王所憑藉的護身符旋即消失，只能於公元前225年選擇束手就擒。

參考資料：《資治通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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