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明朝亡於農民起義,在明末的崇禎朝,明軍和農民起義軍反覆糾纏了十七年,前期曾多次擊敗農民起義軍,包括王嘉胤、王自用、高迎祥等農民起義軍早期領導人紛紛隕落,但明朝卻始終沒有撲滅這星星之火。

農民起義在崇禎元年爆發,到崇禎十七年滅亡明朝,中間實際上經過了三個階段,首先是崇禎十一年之前,明軍是追着農民起義軍在打,其次是崇禎十一年到崇禎十二年,農民起義軍完全雌伏,最後是崇禎十二年後,農民起義軍反過來追着明軍打。

也就是說,明朝的農民起義在崇禎十一年到崇禎十二年這整整一年多的時間裏,有一段空窗期和調整期,當時的情況是,在崇禎九年闖王高迎祥被明軍俘殺後,農民起義陷入低潮,隨後至崇禎十一年上半年,在明軍的持續打擊下,剩餘的三大起義軍頭目中,張獻忠、羅汝才投降,李自成僅帶着十多個人躲進了深山老林。

形成這個狀況的原因是,農民起義軍的戰鬥力到底不如明軍,小規模襲擾和游擊戰還好,大規模的會戰,基本上很難打得贏,只能被消滅或投降,這一年的空窗期雖然很短暫,但也是明朝消除農民起義隱患的最好機會,可明朝卻沒有抓住這個機會。

崇禎十二年五月,張獻忠、羅汝纔等降而復叛,隨後,李自成也從大山深處殺出,只用了一年多時間,農民起義軍就恢復到鼎盛時期,洛陽、襄陽等大城市紛紛陷落,李自成還多次圍攻河南重鎮開封。

洛陽、襄陽、開封這樣防守嚴密的大城市,在崇禎十年之前,農民起義軍是不會攻打的,因爲他們沒有那個實力,崇禎十二年後,爲何就突然有了?從被明軍追着打,到追着明軍打,這一年發生了什麼?讓農民起義軍變得這麼厲害?原因主要有兩點:

第一:清軍的入侵‍和洪承疇麾下秦軍的調動

崇禎十一年八月,關外的清軍在睿親王、奉命大將軍愛新覺羅·多爾袞的率領下再次入關,一路橫掃河北、山東等地,至第二年,也就是崇禎十二年三月才退回到關外,期間攻陷城池36座,俘獲人畜、錢財、糧食無數。

爲應對這次入侵,明朝把本來用於監視農民起義軍和防衛地方的明軍全部調回到了京師附近,直接造成了中原、湖廣、陝西等地區的防務空虛,而投降的農民起義軍大多都安排在這些地方,明軍遠調,給了他們反叛的機會。

最重要的是,崇禎十二年初,一直主持剿匪的三邊總督洪承疇率部入京勤王時,直接調任薊遼總督,洪承疇是崇禎十一年之前,在應對農民起義軍時,功勳最卓著的明朝官員,他練出了一支由他親自指揮的秦軍,戰鬥力遠超農民起義軍,正面對上後幾乎戰無不勝。

至少到崇禎十一年之前,明朝派出去主持剿匪的官員中,還沒有誰能比洪承疇的戰績更大,但因爲關外的形勢嚴峻,崇禎看見洪承疇能打,就把他調走了,並且,洪承疇爲了到關外任職後,能壓制遼東將門,在崇禎的同意下,把他一手練出來的那支秦軍也帶到關外去了。

這樣一來,農民起義軍最害怕的對手走了,最打不贏的軍隊也走了,可以毫無顧忌地鬧騰。反觀明朝,盧象升在崇禎十二年一月戰死,孫傳庭反對把洪承疇手下的秦軍調到關外,認爲這是給了流賊復起的機會,因這個正確的建議得罪了主張調動的楊嗣昌,被關進了監獄。剩餘的明朝官員中,沒有人能給予農民起義軍任何壓力。

第二:爲解決軍費,主政的楊嗣昌提出加稅,激化了矛盾

清軍入侵和洪承疇麾下秦軍的調動是軍事上的原因,明朝在政治層面上,也沒有抓住農民起義陷入低潮的機會,本來應該借張獻忠等人的投降之機,恢復幾個戰亂省份的民生,安撫百姓,組織他們回鄉種地、生產,從根子上瓦解農民起義,畢竟,農民起義軍的兵源就來自於無地種,無飯喫的百姓。

可明朝的財政拖了後腿,明朝政府無錢去安置散落在各地的難民,因爲土地也都被各地士紳強佔,也無法組織他們回鄉勞動。火上添油的是,崇禎十年新上任主政的楊嗣昌爲幫助明朝應對危機,提出了一個增加軍隊數量和軍費的主意並被採納,爲此,明朝要各地多繳納二百八十萬兩銀子的稅。

這二百八十萬兩稅的來源,按照楊嗣昌的意見是"按田畝加派",並且楊嗣昌反對"分別貧富",也就是說,在楊嗣昌的意見中,窮苦老百姓和富人一樣,都要交這個稅,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這個稅全加到了老百姓頭上,富人有太多的手段去避免交稅。

且各地士紳和富人,還藉着楊嗣昌增稅的行政命令,把稅又調高了幾分,反正老百姓未必能看到朝廷的聖旨,都是由當地官員和士紳傳達,收多少全由他們說了算,這多出來的,自然是他們自己笑納了。如此一來,北方地區更多的老百姓因此家破人亡,未來,他們全部將成爲復出的農民起義軍的兵源。

有了以上兩大原因的促進,崇禎十二年後重新崛起的農民起義軍在北方地區可謂是如魚得水,戰鬥力最強的明軍在關外,而且未來也回不來了。楊嗣昌的增稅計劃又成爲了壓垮明朝的最後一根稻草,把北方地區老百姓的人心全部送給了農民起義軍,不愁兵源,又沒有強敵,李自成宣揚的"迎闖王,不納糧"的口號也是在這個背景下響徹北方大地,從此一發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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