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今，每每提及中國歷史上的輝煌王朝，漢唐都會被放到一起說事。不過，唐朝所開創的盛世，無論是從經濟、文化還是民生的幸福指數來說，漢朝相對都會遜色一些。

尤其是漢朝末期的宦官和外戚爭權干政，更是讓人詬病不已。另外，還有一點，就是從漢武帝開始，學術界似乎只剩下了一種聲音：儒學思想一家獨大。

因此，後人評判此舉是嚴重妨礙了國人的創新。

其實，古人已經思辨過此事，當一種學術附加了“服務”的性質，其本身就已經失去了自由發展的空間。

那麼，這是學術的錯，還是有其它原因？

雖然，大家都羨慕春秋時期的“百家爭鳴”，但卻忽略了當時的每個諸侯國其實都只有一種思想主導。看看後來勝出的秦國，就是靠着法家治理國家的。

再來看看“獨尊儒術”，難道真的只能儒生有發言權嗎？看看儒學推崇的是什麼，本質就是要靠講道理讓人信服，所以對自身的要求很是嚴格，不然如何服人？那麼，將儒學推向尊位的漢武帝，他是如何做的？他靠仁義治理國家嗎？非也，漢武帝靠的是吏治和武力。

漢武帝如果沒有將匈奴打散，估計後人對他的評價回回都有“窮兵黷武”一詞。都知道，漢武帝好戰，而戰爭不但耗人更耗金錢。於是，爲了籌錢，漢武帝什麼招都用了，包括“舉報有獎”等，搜刮老百姓的錢一點都不手軟。在後人看來，漢武帝的行爲真是太狠了。

但是，將其放於一個被拉長的歷史時間來看，後人真得該感謝這位皇帝。畢竟，在中國歷史上，出現的很多悲劇，都和外族的紛爭有關。唐朝雖然很強盛，但一樣和突厥、吐蕃交過手。可見，不在武力上對這些外患有絕對的壓制，想保持國內的太平，幾乎不太可能，宋朝歷史就是最好的佐證。

其實，漢武帝在學術上推崇儒學，自有他統治上的利用，他不希望看到由於聲音過多，導致國內分化嚴重。因此，從國家的穩定大局上看，漢武帝這麼做很有前瞻性。不過，從學術的多元化來看，漢武帝這麼做似乎是趕着大家只走一條道。

其實，做任何事都面臨取捨。若是回到春秋時代，大家可以踐行各自的學術理論，那漢朝極有可能會被分爲N個小諸侯國。看看劉邦上位沒多久，就開始處理異姓王兄弟，這是爲什麼呢？目的就是保持權力的絕對集中。所以，爲了維護這一點，在思想認識上就得高度統一。

可見，對於這一點漢武帝看得很是明白：他要用學術來築起這條護城河，這可比動刀動槍管用得多了。然而，有人卻說漢武帝爲了確定儒學的地位，使中國人的思想越發僵化、退化。再看看後來的人裹小腳、寫八股，使整個社會只剩下了迂腐氣。但若沒有統治者的有意引導，社會會變成這樣嗎？

其實，學術本身沒有政治色彩，只是不同的人用它，就帶給了它不同的顏色。所以，分析一個歷史事件，既得拿出來單純論事，也得將其嵌在歷史中去綜合評價。畢竟，一個王朝沒有一個統一的思想認識，不就是一盤散沙嘛，對於這一點，中國的祖先們很是清楚。再說，那時的社會制度，本就是爲了皇家服務的。

而儒學的很多思想都符合這一點纔會被選中，這當然也不是儒學的錯。

再來說說外戚、宦官這個話題。

有人認爲是漢朝開了個頭，後世纔會效仿，最經典的案例莫過於呂雉了。

呂后的厲害衆人皆知，不僅害了戚夫人和劉如意，還嚇壞了自己的兒子。當然，等她過世後，呂氏家族的下場也是很慘的。而漢武帝能當上皇帝，還得感謝他的丈母孃館陶公主。當時，爲了能讓自己的女兒陳阿嬌當上皇后，館陶公主和竇太后聯手將劉徹推上了皇位。

漢朝的宦官專權，開始於十歲即位的漢和帝時期。此後的歷代東漢皇帝都是年幼即位，其中，最小的殤帝即位時剛滿百日，桓帝即位時年齡較大但也不過十五歲。每當小皇帝上臺，因其年幼無知，國政往往操之於母后之手。而母后又依賴於外戚，從而造成了外戚專權。

以至於，當皇帝長大成人後，自然想親政收權，而這必然形成與外戚之間的利益衝突。在皇帝與外戚的鬥爭中，皇帝因幼長深宮，勢單力孤，所能依靠的大致也就是朝夕相處的宦官，而宦官一旦幫助皇帝取得大權，又會居功自傲，進而專權擅政。

其實，外戚干政和皇權制度的缺陷有很大關係。

皇帝雖然想一個人說了算，但他得有支持者。那麼，他的大臣可靠嗎？歷史證明，皇帝從來都不相信自己的大臣。因此，皇帝只有兩方人員可以倚靠：

一是母家；

一是身邊的宦官。

既然有需求，當然就會培植出自己的勢力。後來的王朝制度幾乎沒有太大改動，所以宦官和外戚的力量，一直都存在着。於是，有人分析，這一點宋朝做的很好。不過，再看看王安石的變法歷史，就會明白宋朝女子可真是不簡單的。

當年，宋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和母親高太后向他哭訴“王安石亂天下”，而使其對變法產生了懷疑，最終，導致變法失敗。

最後再來說一說酷吏。

一說起這個話題，都會談到武則天，她可是用這招穩定了自己的統治。於是，有人就給武則天洗白，說她這麼做也是一時權宜。畢竟，女性做皇帝，在民間是很難接受的。更何況，武則天還是直接拿了李家的江山。直到後來，武則天的位置穩了，纔將這幫酷吏砍了腦袋。

那麼，爲何沒人給漢武帝洗白呢？

《古文觀止》上就收了一篇漢武帝任職期的文章，是一位廷尉史的奏章，說：監獄用刑太狠，犯人在嚴刑下只能“招供”，甚至，獄吏還會羅織各種罪名，總體意思就是說這麼做太沒有人性了。於是，有人據此認爲從漢朝開始起了一個很壞的頭，才使後世的酷吏變本加厲。

如果這麼認爲，那麼，法學的鼻祖是不是該被一同拽住接受批判呢？其實，歷史上的很多酷刑，都是慘無人道的。那麼，爲何要這麼做？單純是一句“泯滅人性”就能解釋的嗎？其實，都不外乎一句話：爲了維護自己的統治，讓一些“不聽話的人”學會聽話。

當然，這其中的做法很是殘忍，並帶有震懾和恐嚇的意味。畢竟，法學的起源年代是奴隸社會，應是有着時代的侷限性。但是，在統治者的眼中，這些都可以忽略不計，只要有效果就行。以至於，到了後來的王朝，便沒有人去考慮其中的“人性”因素了。因爲，所有的統治者都認爲，天下是我的，天下的人也是我的。

最終，看着是社會制度進步了，但某些統治理念卻還是和過去一樣。

其實，不能絕對說一個王朝給後世帶來多少“黑暗基因”，只要在思想意識上沒有進步，就不會超越前人。雖然，我們今天審視古人的很多做法，都覺得殘忍，但是，若是將自己的認識降到他們的水準，沒準會認爲：這種做法相對而言更靠譜一些。

參考資料：

【《漢書·卷六·武帝紀第六》、《史記·卷四十九·外戚世家第十九》、《宋史·卷三百二十七·列傳第八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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