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一生在文學創作、文學批評、思想研究、文學史研究、翻譯、美術理論引進、基礎科學介紹和古籍校勘與研究等多個領域具有重大貢獻。他對於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具有重大影響，蜚聲世界文壇，尤其在韓國、日本思想文化領域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影響，被譽爲“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佔最大領土的作家”。

１９３６年，魯迅先生的身體狀況越來越糟糕。自年初開始，魯迅身上的一些舊病隱疾紛紛復發，經常臥牀不起，讓身邊的人十分痛心。同年三月，先生“驟患氣喘”，獲悉此事的宋慶齡女士立即託人送去食品，以示慰問。在3月23這一天的魯迅日記中，先生如此寫道：“收到孫夫人信並贈糖食三種，茗一匣。”

魯迅先生一家所居住的大陸新村雖然居住環境宜人，寓所內部設備齊全生活方便，但人文條件卻十分堪憂。在大陸新村內住着一羣外國人，一些日本頑童經常會欺負周海嬰。聽說孩子屢遭欺辱後，魯迅先生曾考慮過搬家。在得知魯迅先生的意向後，宋慶齡女士便委託熟人，在上海江灣的葉家花園給魯迅一家找到了安身之所。

這座葉家花園，本來是浙江一位姓葉的富商修建的，其中，不但有電影場、高爾夫球場，還有跑馬場、舞場。後來，因爲這座“夜花園”中經常舉辦應酬活動，晝夜不息，居住在附近的英國人將情況彙報給市政府，於是，市政府便勒令花園關閉。富商的兒子自國外畢業後，便回到花園修建醫院，將花園舊址用作療養院。

對於飽受病情折磨的魯迅先生來說，這處葉家花園簡直是再合適不過了。宋慶齡女士表示，魯迅先生在此居住期間，所需的一切費用均由她來負擔。宋慶齡先生對友人的關照，可謂十分仁義。不過，此時的魯迅先生正忙於編修瞿秋白所留下的《海上述林》，所以他並沒有領受宋慶齡女士的美意，選擇了婉言相拒。

魯迅的生命走到盡頭時，宋慶齡剛好因爲闌尾炎發作住在醫院裏。史沫特萊去醫院探望宋慶齡的過程中，對其透露了魯迅先生病危的情況。宋慶齡表現得相當焦急，她多次拉開被子，想要下牀去探望友人。不過，在醫務人員的阻攔下，宋慶齡女士遲遲未能如願。

無奈之下，她只能讓自己最信任的朋友執筆，通過口述的方式給魯迅寄了一封長信，說服友人儘快接受治療：

“我懇求你立刻入醫院醫治！因爲你延遲一天，便是說你的生命增加了一天的危險！！你的生命，並不是你個人的，而是屬於中國和中國革命的！！！爲着中國和中國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體的必要，因爲中國需要你，革命需要你！！！！”

在這封信中，出現了大量感嘆號，這裏的每一個感嘆號，都是宋慶齡女士急迫的關懷之心。可惜的是造化弄人，大文豪依舊被病魔所擊倒，猝然離世。

雖說魯迅先生已經故去，但他所代表的“左聯”旗幟卻不能因此倒塌，魯迅先生的光芒仍要照耀下去。鑑於這一時期馮雪峯、潘漢年仍在忙於地下工作，無法拋頭露面，所以宋慶齡決定親自爲魯迅先生辦一場隆重的葬禮。

安葬魯迅先生的地點，是虹橋路的萬國公墓。在當時的上海，這是規模最大的一流公墓。這座公墓裏不但安葬過總督、尚書大臣、道臺，連宋慶齡女士的父母亦長眠於此。宋慶齡女士親自爲魯迅先生挑選了安息之地，並訂購了價格高昂的半透明棺材。根據當時《大公報》的報道，宋慶齡女士挑選的靈柩價值九百元，而墓穴的費用亦高達五百八十元。

魯迅的夫人許廣平因丈夫離世而過度悲痛，已無法打理喪事。考慮到友人的身後事，宋慶齡女士主動站出來牽頭操辦了一切雜務，並承擔了一應費用。據胡風所言，在爲魯迅先生治喪結束後，他曾去探望魯迅的遺孀，在家中的茶几上看到一包厚厚的裝有紙鈔的信封，上面有孫中山親筆所寫的“周同志”等字樣。

葬禮的大小細節，均是由宋慶齡女士敲定的。送葬的隊伍自膠州路出發，途經北京路，最終抵達萬國公墓，這條路線的行程約爲兩個小時。倘若不是因爲宋慶齡女士出面，當局肯定會進行攔截。由於路途遙遠，加上這條路線經過了若干鬧市，所以爲魯迅先生送葬的隊伍人數越來越多，從最開始的數千人，增加到後來的數萬人。

送葬的老百姓一塊唱着輓歌，陪伴着這位爲中華現代文學奠基的大文豪走過了人生的最後一程。直到1952年，中國華東文化部等有關部門選擇臨近魯迅故居、虹口公園附近另建新墓。1956年1月，國務院決定在魯迅逝世20週年之際遷墓。耗資九十萬元，到1956年10月14日，魯迅靈柩移柩儀式在萬國公墓禮堂舉行，儀式結束後於魯迅墓舉行魯迅塑像揭幕禮。

雖然魯迅先生已然故去，但他的文字與精神將長存於世，永受後世敬仰。

參考資料：

【《魯迅先生葬禮》、《魯迅先生紀念集，魯迅先生年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