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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科學》的一篇文章通過對近50萬人的樣本分析，確定沒有單一的基因可被稱作“同性戀基因”。而最近，《科學》上出現了一種質疑聲音，有學者認爲當年研究中性取向的分類過於隨意，結論可能會有誤導性。

撰文丨楊心舟

科學界對是否存在“同性戀基因”這個問題的討論已有數十年，但許多研究得出的答案總是不那麼明確。從上世紀90年代，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發現的X染色體上的基因位點Xq28，到2005年發現的8號染色體的8q12，各地的研究者都發現一些基因區域中的突變可能與同性取向有關。

而最近幾年，也有些零星的研究將同性行爲和更具體的基因突變聯繫到了一起，例如北岸大學2017年發現的SLITRK6。這個基因在含有下丘腦的腦區活躍表達，研究也推測這個基因的突變可能和同性性行爲有關。但這些研究的討論基礎都不太站得住腳，關鍵就是樣本太少了，連研究者也不敢給出“同性戀基因”的定論。

要說對這個問題最擲地有聲的結論，還屬於2019年鬧得沸沸揚揚的一篇《科學》論文。參與該研究的團隊來自全球的頂尖院校，來自博德研究所、哈佛大學和劍橋大學的研究人員聯合開展了這項醫學和人類基因組項目，樣本量更是屬歷史最大，涉及了近50萬人，其中英國生物樣本庫（UK Biobank）和遺傳公司23&Me提供了最多的樣本數據。

2019年的研究

當時的研究通過全基因組關聯分析（GWAS），分析了不同個體性取向間的基因差異。結果找到了5個基因位點可能和同性行爲存在聯繫，按照當時的分析結果，每一個基因位點對同性性行爲的影響程度上限只有8%~25%。這5個位點能夠共同解釋的性行爲變化不到1%。

研究認爲，性取向具有遺傳成分，但是沒有哪一個基因對性行爲的影響會很大。這項研究的主要作者哈佛大學遺傳學家Andrea Ganna直言：“沒有‘同性戀基因’。”當時包括《科學》和《自然》的新聞板塊都以“不存在同性戀基因”對此進行了報道。

質疑聲出現

最近，這項研究又登上了《科學》，不過這一次是有學者對Ganna等人的研究進行了質疑。在《科學》的科技評論板塊，美國國家癌症中心遺傳學家Dean Hamer和美國西北大學專門研究性別的心理學家Brian Mustanski等人認爲，2019年的這項研究在表型分類上非常不準確，具體來說，就是利用一個二分法的問題來區分性行爲取向，即“你曾有過/從來沒有過同性性行爲”對樣本進行分類，同性戀分組中甚至包括了只有過一次同性行爲的人。

要知道，GWAS完全是根據表型的分類進行的分析，其結果是否可靠，關鍵就在於表型分類的準確性高低。如果表型分類的時候就出錯了，那後續得出的結果肯定存在瑕疵，往大了說，這些結果可能是有誤導性的，不能提供參考。

而2019年這項研究對其關鍵的表型“性行爲”分類過於隨意，評論文章指出研究者利用自己設定的單個問題決定對方是否是同性戀。這個問題爲“你是否曾經與同性進行過性交（陰道、口或者肛門）？如果對方回答是，那麼直接進入同性戀組，而回答否則進入異性戀組。

而這樣分類雖然方便統計，但可能會更容易出問題，例如進入了同性戀組別的人，有12%的表示自己會被異性吸引，也會對異性進行幻想，自己認爲自己是異性戀。Hamer覺得“異性戀”一詞代表的是一種持久的吸引力，而不應該把一次性的性行爲也放進分組。而Ganna等人的研究表型分類應該是“從來沒有同性性行爲”和“有同性性行爲”。

當然，說了這麼多，Hamer還是認爲他們這個二分法不靠譜，除了上面提到的這些問題，這個二分法根本就沒有經過可靠性和有效性的測試。其他領域的研究更加不可能用這種一刀切的分類法，舉例子來說，如果一項研究酒精的文章裏面的評判標準是“你有沒有喝過一次酒？”；分析兒童性格論文的標準是“他們有沒有發過一次脾氣？”那麼這兩項研究一聽就很不靠譜。

用“一次”代表複雜的人類性行爲多樣性，這樣的論文明顯不能提供什麼有用的信息。而他們找到的那5個位點或許恰好能展現這一問題，因爲找到的這5個位點的確和同性性行爲沒很大的關聯性（不具備統計顯著性）。原因就在於，這5個位點和性取向分類無關，更有可能指代的是“對方是不是願意去尋找一些新穎和多樣化的體驗（包括性在內）”

光速回應

而同一天，Ganna等人就對這份評論作出了回應，他們同意Hamer等人的一句話，即“有過或者沒有過同性性行爲”不能代表人類性取向的多樣性，並且他們在論文裏也強調了這一點。

至於爲什麼要用二分法，原因在於他們研究的樣本量過於龐大，一個近50萬的數據樣本，只能選擇最有效的變量，這個變量必須簡單明瞭，易於理解。那麼合適的變量選擇就是二分法，研究從來沒有說這個變量能囊括性行爲的多樣性和複雜性。

並且，在後續的子數據分析中，他們以性吸引和認知爲基礎，重新驗證了上述幾個位點。在這裏，Ganna還提到了UK Biobank，他認爲自己的研究不是去進行表型分類，這些分類數據應該是UK Biobank做的，而樣本庫本身就沒包括性吸引和認知的數據。

那UK Biobank實際問了什麼問題呢？一個就是“是否有過同性性行爲”，另外的問題是詢問對方“有過幾個異性/同性對象？”（回答者要少9%），而只有前面那個問題可以作爲變量進行分析。

並且，Ganna非常不認可Hamer等人的一個觀點，就是評論文章所說的基因研究不能給性學研究提供有用信息。因爲，2019年的論文提出，經典的性取向分析表金賽量表可能在衡量同性或異性戀上並不恰當。（金賽量表嘗試用0至6代表人的性取向定位，範圍從排他性異性戀到排他性同性戀。）

金賽量表的打分。A。 C。 Kinsey， W。 B。 Pomeroy， C。 E。 Martin， 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Male （Saunders， 1948）

Hamer則認爲，他們的基因研究應該尊重這一分類標準，來進行變量設計，即從性學研究到基因研究。但Ganna指出，金賽量表實際存在很多問題，按照表的分析理論，我們應該會看到同性性行爲次數和異性性行爲次數成反比的趨勢。但實際上，人可以同時對同性和異性保持很高的吸引力（一些雙性戀），有些人對同性和異性都不感興趣（無性戀）。

因此，用性學研究指導基因研究也不是那麼靠得住的，不應該存在哪一方至上的思想，二者應該互相補充和進步。Ganna希望未來能有更多可以進行深入分析的表型，但這畢竟只是希冀，目前並不存在這些數據。因此用已有的數據得出結果，2019年的結論是完全站得住腳的。

目前，雙方都沒有進一步作出回應。但是，這種理性討論其實也代表了人類對性行爲機制的嚴苛探索。這場爭論未來肯定不只會出現在《科學》上，還會有各方研究者站出來發表自己對性行爲機制的新發現。無論如何，這都是人類理解多樣化性行爲的一個過程，答案或許也應該是多樣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