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時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組織家,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卓越領導人,是以毛澤東爲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任弼時16歲參加革命,卻在46歲英年早逝。任弼時的一生,是光輝的一生、戰鬥的一生,爲中華民族獨立和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奮鬥了一生,貢獻出了自己的一切。他爲我們留下的寶貴精神財富,值得永遠銘記,繼承和發揚。

2021年4月30日是任弼時誕辰117週年紀念日。我們共同緬懷任弼時同志。

革命生涯的起點

1904年4月末,任弼時誕生在湖南汨羅市唐家橋,父親任裕道給他取名任培國。

他自幼受父親影響,精通繪畫篆刻,藝術家氣質與生俱來。然而,他沒沿着藝術家道路走下去。五四運動激發了他的家國情懷。15歲的他湧上長沙街頭,高喊“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爲滿目瘡痍的國家拋灑青春熱血。

1920年夏,他毅然放棄即將完成的學業,加入“俄羅斯研究會”,準備到俄國勤工儉學。第二年5月4日,赴俄留學已進入倒計時。任弼時坐在窗前,展開父親的家書,不禁淚如雨下。春風中瀰漫着傷感,如同父親的嘆息。如耕牛般勞苦的父親憂心如焚,勸他“謀事上海”,不要遠涉重洋。

一邊是家國理想,一邊是父子情深,任弼時心情沉重。啓程前夜,他通宵未眠,給父親寫下一封長信,其中道:“只以人生原出謀幸福,冒險奮勇男兒事,況現今社會存亡生死亦全賴我輩青年將來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樂……惟禱雙親長壽康!來日當可得覽大同世界。”家書抒發了凌雲壯志,也飽含對父親的愛與感恩。一早,他將家書封好,投入郵筒,毅然踏上赴俄國勤工儉學之路。

從此,汨羅的任培國正式開啓革命道路,一往無前,不知疲倦。

1921年5月中旬,任弼時赴莫斯科前寫給父親任裕道的信。

30年革命生涯

他的30年,也許做了別人60年、100年都做不完的事。

作爲中國赴共產國際的先遣兵,他理論水平高超,更難得的是,他將共產主義理論植根於中國革命實踐,打破本本主義桎梏。

在國共合作、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在建團、建黨、建軍、建國每個重大歷史關頭,都有他殫精竭慮的身影。南征北戰之餘,他挑燈夜讀鑽研理論,1925-1950年,留下主要著作47篇,成爲研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的重要文獻。

1944年11月,他與毛澤東、朱德、劉少奇等人檢閱南下的部隊,留下一張照片,充滿遠見卓識與組織魄力。只見他揚起右手,堅定地一揮,擲地有聲:“你們到南方去,要畫一張紅色地圖!”這張“紅色地圖”,讓中國革命準確把握了抗戰後的形勢。他從容應對時局變化,成爲轉戰陝北艱苦歲月的“大管家”。

1936年,任弼時在陝北。

大生產運動中,延安黨中央機關幹部在紡棉紗。任弼時是大生產運動的領導者之一,他也努力紡線,後來在中直機關幹部紡線比賽中得了第一名。

超負荷的工作以及兩次被捕遭受酷刑的後遺症,讓他患上嚴重的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但作爲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他深感責任重大,個人不敢有半分懈怠。

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因腦出血而重病休養的任弼時,是中共中央“五大書記”中唯一不能親自前往天安門的國家領導人。這一天,他只能在玉泉山寓所裏,守着一臺收音機,聆聽裏面的禮炮聲。

任弼時在七屆二中全會上

堪稱全黨表率的優良家風

要求自己:“一絲一毫不能特殊”

任弼時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煩人;三怕用錢多。他經常叮囑身邊的工作人員:凡是能夠過得去的,自己能夠做得到的,決不要去麻煩組織和別的同志。

他生活樸素、嚴以律己。革命年代常常灰衣草鞋,30多歲的時候就被老百姓誤認爲50多歲。一件用舊圍巾的毛線翻織的背心,他一穿就是十多年;一條毯子從長征時期一直用到逝世。他總是說:“凡事不能超過組織規定的制度,一絲一毫不能特殊!”

要求子女:“將來一定要爲人民做事”

任弼時與孩子們聚少離多,但卻是他們眼中最和藹的父親和最負責任的老師。當孩子們好奇地問他是幹什麼工作的,他笑着說:“我幹一般工作,坐辦公室。”他常常說:“喫了人民的小米不能辜負人民對你們的希望,將來一定要爲人民做事。”

任弼時十分重視對子女的教育。他把子女的學習成才與國家民族的建設緊密聯繫在一起,很早就爲他們定下了成長目標,那就是“成爲於中國建設有用的人才”。

任弼時注重培養孩子們自主學習的能力。他在給女兒的信中反覆強調“讀書主要在乎自己用心”“學習要靠自己努力”“善於利用一切時間求上進”。在學習方法上,任弼時又能耐心地給予具體的指導。

1949年春,任弼時與家人在北平香山寓所。

要求妻子:“同是黨的兒女”

任弼時和陳琮英是“娃娃親”。1926年,已是團中央總書記的任弼時把在襪廠當女工的陳琮英接到上海,舉辦了簡樸的婚禮,從此相濡以沫,相伴一生。

任弼時長期生活條件艱苦,工作強度大,身體又很弱,陳琮英總是對他照顧得無微不至。在中央蘇區時,陳琮英變賣了自己爲數不多的幾件像樣的衣服,換了些雞蛋給任弼時增加營養。

1949年11月,任弼時的身體已經很差了。在蘇聯醫生的建議下,經過黨中央批准,他準備前往莫斯科治病。臨行前,任弼時主動提出了兩條原則:一是隨行人員宜少,家屬一個也不帶,譯員不必配備,衛士也不需要。他說:“我們的國家剛剛解放,帶的人多了,就要給國家增加負擔。”

任弼時去世後不久,陳琮英就把斯大林送給他的吉姆轎車以及他生前使用過的軟牀、鋼琴統統交還國家,就連女兒騎的自行車也不例外。陳琮英一生從事黨的機要工作,毛澤東曾稱讚她“不爲名,不爲利,是革命的賢妻良母”。

1946年夏,任弼時和女兒們在延安團聚。

生命的終點定格於辦公室一頁翻開的日曆

新中國成立後的一年間,強烈的使命感驅使下,任弼時拖着病體,全力準備黨的會議、邀請幹部座談、爲青年雜誌社撰寫文章……最終突發腦溢血。辦公室一頁翻開的日曆,將他生命定格在1950年10月27日。

1950年10月28日上午,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親視任弼時遺體入殮,併爲他覆蓋黨旗。

山河嗚咽,中國人民損失了一位年僅46歲的國家領導人!毛澤東沉痛無言,親自看他入殮,爲他覆蓋黨旗,親扶靈柩,並莊嚴提詞:“任弼時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葉劍英元帥深刻評價:“他是我們黨的駱駝,中國人民的駱駝,他是傑出的共產主義者,是我們黨最好的黨員,是我們的模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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