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醫者丨七一勳章獲得者百歲辛育齡的醫學興國夢想

時間回到1972年，隨着一次跨越太平洋的握手，美國總統尼克松及訪華團的到來，標誌着中美兩國長達二十餘年的隔絕對立局面，正式逆轉。而就在這“改變世界格局的一週”時間內，尼克松訪華團及記者在內的30餘人，還特意要求參觀了一場手術。

辛育齡的《記尼克松訪華團參觀針麻手術》中這樣寫道“手術前一天，我帶領針麻手術人員和病人進入北京醫科大學第三附屬醫院, 接受針麻肺切除手術的是一位右肺上葉支氣管擴張症患者, 預定在針麻下采用前切口做右肺上葉切除術。2月24日上午8點半, 黑格將軍率領隨團官員和美國新聞媒體共30餘人, 到達醫院。外賓首先提出要觀看手術的全過程, 於是便讓他們在手術前先同患者見面, 查看病人在手術前沒有用任何麻醉性藥物, 隨即一同進入手術室。外賓非常認真查看病人的精神狀態, 從病人接受針刺穴位, 捻鍼誘導到開胸手術。看到病人神志清醒, 平靜無恙, 沒有痛苦的表情, 便相互議論說，真是奇妙。”

手術畫面通過衛星傳回美國，瞬間，世人震驚了。人們難以想象，甚至難以理解，手術主刀醫生會在患者完全清醒的情況下，打開他的胸部，切下肺葉組織，全程麻醉僅靠一根針，而患者臉上卻無半點痛苦，甚至手術後還能與外賓自如地交流。這臺全身麻醉下需要兩三個小時才能完成的手術，最終卻僅用了72分鐘！從此，一種被稱爲“針刺麻醉”的鎮痛方法，和一位終將被衆人所銘記的醫者辛育齡，登上了世界舞臺。

“針刺麻醉”的橫空出世，不只治病，還關乎着冉冉升起的大國信心。建設中的新中國，面對着藥品稀缺和外科麻醉體系尚未健全的雙重困境，一大批成長於西方現代醫學體系下的青年醫者，如同辛育齡一般，藉助古老的東方智慧尋求破解之道。他們將兩種養分混合，以一種獨創的麻醉方式催發了新中國外科手術的繁榮。

上面的照片拍攝於1938年，畫面中的主人公極爲特殊。那時抗日戰爭爆發，延安及晉察冀周邊地區，竟有一位帶着醫療器械和藥品的加拿大籍醫生常出現在戰火的前線。在中國的674天，他穿梭在槍林彈雨裏，搶救了無數傷員的生命。而少有人知的是，正是這位被世代中國人所銘記的“白大夫”，開啓了辛育齡的醫學興國夢想。

“我們這個地方離前線很近。雖然當時和白求恩說，是不是我們靠前線太近了。白求恩說，我們要想多救幾個兄弟，做手術搶救這些戰士，越靠近前線越能多救。那一天下着大雨，快下午的樣子，敵人很快就要從側翼包圍過來，正好有一個戰士被送了過來，當時也不知道他是個連長。槍從旁邊打進去，把他的腹壁給炸了個大窟窿，腸子都流在外邊了。這時，警衛員又一次來傳達賀龍的命令。命令白求恩一定要立即撤退，不退就抓下來。可白求恩正在給這位連長做手術，他堅持用煮開過的冷水把腸子周圍大片的血跡洗乾淨，然後把腸子塞回去，把腹壁的傷口対起來縫合，再拿繃帶把傷口纏好，這才和大夥兒一起轉移。白求恩這個人，對自己非常嚴厲，卻總是和病人心連心。他總是和我們講，事忙先看病人。”

兩人相遇時，辛育齡18歲，白求恩49歲，一個已考取保定師範學校，因無法容忍日軍殘酷暴行，毅然投筆從戎。另一個從地球北端的溫哥華出發，在輪船上顛簸了十幾個晝夜，穿越浩瀚的太平洋，長途跋涉、千里迢迢只爲去往最需要他的地方。一起奮鬥的日子裏，辛育齡作爲助手緊緊地跟在白求恩身旁，白求恩手術，他就幫着做傷員分類，白求恩上前線，他就跟在後面，用馬馱着藥品。他看到了戰爭的殘酷，也分明看到了與之截然相反的東西，比如，醫學的神奇，比如，醫者的悲憫。

陪伴辛育齡12年的護工羅克新講述道“辛老說那會兒白洋淀傷員也挺多，但是沒有鹽，魚是不少，都是用湖裏的水煮，煮過以後連湯帶肉，喫到最後都咽不下去。白求恩也是勉強喫，後來辛育齡看到白求恩眼泡都腫起來了，他就自作主張，沒讓別人知道，用的是藥用的鹽，給白求恩盛魚的時候加了一點。白求恩喝了一口了之後，就把碗放下了，他問這事是誰幹的？後來追到辛院長頭上了，說要槍斃他。白求恩說，我雖然是外國來的一個大夫，但這是給傷員們用的，你給我這一點點雖然不多，但有可能救一條人命啊。後來他把那個湯都倒進了傷員專門做飯的鍋裏，他倒那鍋裏攪了攪，自己又盛了普通人的飯。”

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光榮犧牲。辛育齡沒能見到白求恩生前的最後一面，這是他心中永遠的痛。但他哪裏想的到，痛上加痛的事，竟又如疾風而至。那是一場穿越封鎖線的攻堅戰，沒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人蔘戰，又有多少人陣亡，幾天後，回到戰場尋找哥哥身影的辛育齡，看到了極爲慘烈的一幕。哥哥橫躺在路邊，生命永遠定格在了少年時期。

過去的慘痛景象時常撞擊着辛育齡，他把國難、家恨變爲取不盡的動力和勇氣，1939年，他正式加入共產黨，立志爲醫學興國付出一生。1942年，辛育齡經冀中軍區選拔，前往延安，進入中國醫科大學20期學習，從此踏上了醫學的漫漫征途。

1956年，辛育齡自蘇聯學成歸國，成爲新中國首批胸外科博士。他放棄部隊給予的優厚待遇，主動要求分配到中央結核病研究所，組建胸外科。在結核病研究所工作的26年中，他很少回城裏與家人團聚，他謹記着白求恩的叮囑“病人要緊”。

但辛育齡肯定沒有想到，自己有一天將和對面的日本人坐上談判桌，共同謀劃中國人的健康。那是1982年5月，中央組織部調辛育齡擔任中日友好醫院第一任院長，代表國家和日方代表談判，負責籌建這家大型現代化醫院。

而矛盾主要爆發在醫療器械的選用上。辛育齡非常堅持，他說“影像診斷、放射治療、檢驗設備和電鏡等高端儀器要購置歐美的！”日方不同意，雙方陷入僵局，眼看着日產的設備就要裝配進醫院，辛育齡決定，親自走一趟，去訪問日方的知名大醫院和科研單位。他重點調研了日方醫院的高端儀器，並仔細詢問了產品產地和對應價值。最終統計出，日方醫院80%的儀器皆爲歐美產品。最後一次談判，辛育齡將自己的走訪結果和盤托出，現場一度陷入沉默，他看見沒人說話，情緒激動起來，親手撕開了結在心底的疤“你們對我們國家是有血債的，犯有不可饒恕的侵略罪行，我哥哥就是被你們日本侵略軍殺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