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點新聞: 據日本《東京新聞》報道，日前日本與澳大利亞在四國島以南地區開展了聯合海上軍事訓練，日本海上自衛隊護衛艦“稻妻”號對澳大利亞海軍護衛艦“瓦拉蒙加”號實施了基於安全保障相關法的“武器等防護”。日本防衛省表示，這是日本首次對除美軍以外的對象實施“武器等防護”。

澳大利亞海軍護衛艦“瓦拉蒙加”號。

點評: 近年來，隨着亞太安全形勢變化和恐怖主義等非傳統安全威脅與日俱增，日澳在防務合作中的共同利益點越來越多，合作機制和指揮一體化程度也在不斷提高。兩國不斷加強在高層互訪、國防技術合作、軍事裝備轉讓和情報溝通與分享等領域的合作，加大雙邊和多邊聯合軍事演習的力度和深度。此次日本首次對美軍以外的他國軍隊實施“武器等防護”，具有很強的標誌性意義，預示着日澳這兩個美國亞太同盟體系的主要國家，正逐漸向“準軍事同盟”邁進。日本和澳大利亞不斷加強軍事聯繫，對亞太地區安全形勢將產生重要的影響。
日澳防務合作向縱深方向發展
日本和澳大利亞自1976年兩國簽署《友好與合作基本條約》，從法律層面結束了兩國關係敵對狀態後，雙方在安全防務方面簽署了大量的合作協議，爲後來的兩國安全防務合作奠定了法律基礎。在該條約的框架下，兩國發表了《日澳安全保障聯合宣言》，確立了外長和防長 “2+2”定期會晤，同時又簽署《軍事防衛合作協議》，強調要擴大雙方在地區多邊安全合作框架下的合作範圍，展開軍隊人員交流、艦隊訪問及聯合軍演等多領域合作，使得雙方防務合作日趨機制化，爲後來防務合作的全面展開奠定了堅實基礎，並實現了多個“首次”之舉。例如，2021年10月10日，日澳再次就《互惠准入協議》磋商，討論建立雙方軍事人員互訪、開展訓練和聯合行動的法律框架。如果該協議得以最終簽署,澳大利亞將成爲繼美國之外首次與日本簽署此類協議的國家，大大簡化了雙方在防務等領域合作的相關手續，極大促進兩國防務合作向縱深發展的進程。
此次日本向澳大利亞提供所謂的“武器等防護”，實際上是2016年實施安保法後給自衛隊新添的一項任務。根據新的安保法，日本政府允許自衛隊可以在自身未受到武力攻擊或威脅的情況下，根據需要爲別國艦艇和飛機提供保護，即所謂的“武器等防護”運用指針。當時，由於該指針設想是以保護美軍艦船爲主，因此也被稱爲“美艦防護”條款，並於2017年5月進行了首次實施，日本海上自衛隊直升機護衛艦“出雲”號在太平洋一側海域爲美軍補給艦提供了護航。隨後，日本實施“武器等防護”行動的數量不斷增多，據公開媒體報道，2018年爲16起，2019年爲14起，2020年爲25起。日本通過上述行動，不僅拓展了地區影響力，在美日同盟中的地位不斷上升。
而隨着日本野心的不斷膨脹，開始將實施“武器等防護”的對象擴大至除美軍以外的他國軍隊，特別是那些處於“灰色事態”中開展“有助於防衛日本的活動”的國家軍隊，其中澳大利亞成爲其重點合作的對象。爲了準備此次“武器等防護”演習，日澳兩國早在去年10月的防長會談中，就開始展開了相關事務的協調，並於今年6月的日澳“2+2”會談中，正式把澳大利亞列入日本的“武器等防護”對象。此次日本將“武器等防護”付諸實踐，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表明日澳兩國防務合作已經向縱深和多層面拓展，進入了前所未有的密切合作階段。

日澳戰艦參加“馬拉巴爾”聯合軍演。

背後受多重利益因素驅動
日本與澳大利亞不斷深化防務合作，既是兩國追求本國多重目標的利益角逐和戰略博弈的結果,也是各自提升在亞太地區戰略地位的需要，同時還受到了美國等外部力量推動的影響，是美國 “印太戰略”不斷深化的結果。
日澳加強軍事安全合作有利於實現各自的國家戰略目標。對於日本來說，加強與澳的合作，有利於其“擺脫戰後體制”，實現“正常國家”。近年來，日本通過新的安保法和《日美防衛合作指針》，從實質上已經突破了“專守防衛”的和平憲法限制。日本希望通過與澳大利亞的合作，藉助其地處南太平洋之樞紐的優越地位，增強其在南太平洋和東印度洋的軍事活動能力，實現向海外拓展影響力，參與更多地區安全事務的目標。而澳大利亞作爲南太平洋地區的“中等強國”，則希望通過加強與日本的合作，強化其針對朝鮮半島、東海和南海等亞太熱點事務的反應能力，實現其在亞太世紀向亞洲靠攏的政治目標。由於日澳雙方都有合作的意願，這也就推動了兩國防務關係的不斷深化，這次“武器等防護”行動也就“水到渠成”。
此外，美國“印太”戰略的不斷深化也是推動日澳軍事關係升溫的重要因素。日本和澳大利亞在美國亞太同盟體系中佔據重要地位，被稱爲“南北雙錨”，是美國實施“印太戰略”的重要支柱。兩國加強防務合作，不僅可以支持美國在“印太”地區的軍事行動，而且還可以鞏固美國構建的“印太”戰略安全網絡體系。拜登政府上臺後，更加強調構建基於共同價值觀下的“民主國家聯盟”，極力打造盟友體系。此次日本對澳大利亞實施“武器等防護”，就是美國從中操弄的結果，企圖通過深化日澳軍事關係，將其作爲核心，逐步推動 “大國對抗聯盟”甚至“亞洲版小北約”的形成。

美國“印太”戰略的不斷深化也是推動日澳軍事關係升溫的重要因素。

未來“準軍事同盟”存在較多變數
由於擁有共同的西方國家意識和民主價值觀、相近的地緣安全屬性以及同時都存在歐亞二元身份認同的搖擺性，因此日本和澳大利亞在進行軍事合作時具有一種天然的“親切感”，都理解對方的“身份焦慮”，希望通過雙邊合作來體現自身防務的獨立性，降低在美國同盟中的不對等地位，提高安全自主性和地區話語權,從而導致兩國在未來合作也帶有較強的“聯合自強”動機，希望“抱團取暖”，讓自己更有“安全感”。日本防衛省表示，澳大利亞是特別的戰略伙伴，實施“武器等防護”可提高相互運用性，表明雙方可以進行緊密合作，同時明確表示將計劃加快日澳“互惠准入協定”的簽署，簡化日本自衛隊與澳軍的互訪手續，以促進在聯合訓練等情況下讓兩國部隊順暢往來，爲兩國軍演創造便利條件。此次日本向澳大利亞提供“武器等防護”行動後，未來必然還將會繼續實施，從而將兩國的軍事合作關係進一步推動深化。
此外，在美國因素的推動下，日澳的雙邊防務合作還將向更廣泛的多邊防務合作框架拓展。近年來，地區大國軍事力量不斷增長，而美國自身實力則相對不濟，在這種情況下，拜登政府一直在鼓勵其盟友及夥伴加強彼此間的橫向聯繫，不斷推動構建“美日韓”、“美日澳”、“美英澳”、“美日澳印”等多邊安全網絡，形成更爲多元的地區安全秩序。日澳作爲美國在亞太地區同盟體系的核心，其防務合作關加深必然會進一步推動該多邊安全機制的發展，從而形成以“美日澳”爲主體的多層次、深領域的多邊安全合作體系並在其中發揮關鍵作用。

日本和澳大利亞今年舉行多次聯合演習。

但是，我們也看到，由於受到目標追求、政策觀點以及大國意圖等諸多因素的影響，日澳兩國軍事合作的未來發展進程也存在諸多變數。其中最大的制約因素在於美國的態度。對於美國來說，既希望日澳兩國關係走近，幫助其分擔在亞太地區的“重負”，但又擔心兩國關係過分密切，影響其在亞太地區的主導權，這種矛盾心態將會直接影響未來日澳兩國關係的發展走向。此外，日澳對於加強防務合作的目標並非完全一致，兩國在具體安全事務中還存在諸多觀點和政策分歧。例如，日澳對自身在地區安全秩序中的定位並不相同，日本將自己定位爲亞太地區安全秩序的塑造者，但澳大利亞更多的想扮演的是倡導者和參與者，同時兩國還具有不對等的軍事資源和實力，這些都將會影響雙方防務合作關係的深化。
總之，對於日澳兩國來說，能否結成軍事同盟，並非僅取決於兩國的戰略意願，而更多受制於美國推行“印太戰略”的決心與能力、地區強國崛起的方式與意圖以及地區重要力量關係的對比與趨勢等因素，充滿諸多的不確定性。
（兵韜志略是由南京大學亞太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凌雲志爲澎湃防務欄目開設的個人專欄，盤點近期重大防務事件，評點信息背後暗藏的玄機，剝繭抽絲、拂塵見金，兩週一期，不見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