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網暴，“法不責衆”還是“法要責衆”？
文/姚佳瑩
編輯/朱弢
司法層面顯然已注意到網絡暴力的危害。
全國“兩會”期間，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提出，對侵犯個人信息、煽動網絡暴力侮辱誹謗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提到，從嚴追訴網絡誹謗、侮辱、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等嚴重危害社會秩序、侵犯公民權利犯罪，2021年，檢察機關起訴3436人，同比上升51.3%。
此前，最高檢察院首次以人格權刑事司法保護爲主題發佈指導性案例。儘管從刑法規定的意義上看，此次發佈的5起精神性人格權刑事保護案例涉及的均爲較輕罪行，然而最高檢檢察委員會委員、第一檢察廳廳長苗生明表示，看似“小案”，但當事人可能遭遇“社會性死亡”，是“天大的事情”。
由浙江省檢察機關辦理的“杭州女子取快遞被造謠出軌案”入選本批指導性案例。2020年7月7日，郎某用手機偷拍正在等待取快遞的被害人谷某，後郎某、何某分別假扮快遞員和谷某，捏造谷某結識快遞員並多次發生不正當性關係的微信聊天記錄、視頻和圖片。
同年7月7日至7月16日期間，郎某將捏造的微信聊天記錄截圖及視頻、圖片陸續發佈在微信羣，被廣泛轉發，嚴重影響谷某的正常工作和生活。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浙江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賈宇談及該案辦理經過時表示，應嚴格追究網絡誹謗、網絡暴力行爲的法律責任，除了司法權的介入，還有自訴轉公訴的常態化銜接機制，立法對於網絡暴力內涵的法律界定、平臺管理義務等問題值得關注。
如果說傳統社會的糾紛只是幾個人之間的矛盾，最多是街坊鄰居來“湊熱鬧”，那麼在網絡時代，前來“圍觀”並“指指點點”的人，規模難以想象。當前，網絡已觸達民衆生活的方方面面，網絡發言的邊界亟需釐清。
遭遇網暴難維權
已有多起案件表明，網絡語言暴力會對事件當事人帶來嚴重負面影響。
在“杭州女子取快遞被造謠出軌案”中，郎某、何某爲博取關注，捏造谷某與快遞員存在不正當關係的微信聊天記錄和視頻，在網絡上散佈，該信息被大量閱讀、轉發，導致谷某被公司勸退，隨後多次求職遭拒，不僅蒙受經濟損失，社會評價也遭受嚴重貶損。
2021年，網紅“羅小貓貓子”直播時，在網友的慫恿下喝下農藥，後經搶救無效死亡。
2022年伊始，河北15歲尋親少年劉學州在尋親成功後，被生母拉黑微信，最後不堪網暴言論而自殺身亡。
在網絡暴力對當事人帶來嚴重負面影響、甚至造成其身亡的同時，當事人方維護權益卻顯得寸步難行。
2月，劉學州收養方近親屬委託北京市一法律師事務所律師周兆成，準備起訴網暴者。按照中國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劉學州案爲自訴案件。周兆成表示，按照刑事自訴程序自行取證困難重重，只有司法機關啓動公訴程序，才能及時有效追訴犯罪，維護被害人的合法利益。周兆成發現，在劉學州去世當日，網暴劉學州的自媒體賬號已刪除網暴視頻和言論。
除了刪除的視頻和發言難以取證，由於網絡暴力參與者衆多，自行取證往往難以覆蓋和查實。在劉學州事件中，微博暫停在此期間發送私信用戶的私信功能，人數達1000餘名。在“杭州女子取快遞被造謠出軌案”中，僅微博話題“被造謠出軌女子至今找不到工作”閱讀量便達4.7億次、話題討論5.8萬人次；賈宇在“兩會”期間表示，在辦理該案時，檢察機關用了近一個月時間取證，最後形成案卷18卷、光盤76張，而這些依靠自行取證將十分困難。
在本次“兩會”上，已有多名代表委員呼籲治理網絡暴力。
全國人大代表、TCL董事長李東生認爲，近年來網絡暴力事件增多，但在遏制和打擊網絡暴力方面，還存在法律法規適用性和銜接性不夠強、被害人維權成本高、平臺主體責任缺失等問題。
李東生建議，國家應完善相關制止網絡暴力的立法，加大對網絡暴力製造者的懲罰力度，對於情節特別嚴重的事件，可由檢察機關提起公訴。此外，應落實平臺的主體責任，強化網絡信息管理。
這已是李東生第二次在全國“兩會”上呼籲網絡暴力治理。全國政協委員、河南科技大學副校長魏世忠亦建議，完善法律制度，強化互聯網平臺責任，將嚴重危害社會的網絡暴力行爲納入公訴案件範圍；全國人大代表、“寶貝回家”尋子網創始人張寶豔建議，針對網暴出臺更完善的法律法規。
在“杭州女子取快遞被造謠出軌案”中，檢察機關首次對網絡誹謗行爲進行公訴。2021年，經餘杭區人民法院一審開庭審理後，郎某、何某二人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二年。
將網絡誹謗等網絡暴力行爲納入公訴程序是否可行？
納入公訴？
按照《刑法》第246條規定，誹謗罪屬自訴案件，“但是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除外”。
2013年，兩高頒佈《關於辦理網絡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其中第三條對屬於誹謗罪中“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情形做出了規定，具體包括七種類型：引發羣體性事件的；引發公共秩序混亂的；引發民族、宗教衝突的；誹謗多人，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的；損害國家形象，嚴重危害國家利益的；造成惡劣國際影響的；其他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情形。
檢察機關認爲，“杭州女子取快遞被造謠出軌案”中郎某、何某的行爲，應當認定爲上述規定的“其他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情形”。
在最高檢察院解釋該案例時提到，因該案被侵害對象爲隨意選取，具有不特定性，任何人都可能成爲被侵害對象，因此可認定爲“嚴重危害社會秩序”，該案由自訴轉爲公訴。
基於網絡發言的匿名性、網暴受害者取證難等原因，似乎由檢查院提起公訴，再由檢察院向網絡平臺調取證據，比公民自行起訴更爲便捷。那麼可否將網絡暴力案件都納入公訴呢？
在今年“兩會”上，代表委員們對此持不同觀點。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金臺律師事務所主任皮劍龍認爲，因爲網絡暴力的加害方在網絡上通常是匿名的，具有一定的隱蔽性，受害方刑事自訴需要自行取證，往往比較困難，只有司法機關依法啓動公訴程序，才能及時有效追訴犯罪，維護被害人合法權益。
全國政協委員、安徽省律師協會監事長周世虹則認爲，網暴是否納入公訴，不能一概而論。“目前對於網暴的懲治有三個層次：第一層是刑事處罰，比如網暴行爲涉嫌嚴重危害國家利益、社會秩序，由公安機關立案，檢察院提起公訴；第二層是行政處罰，主要由公安機關給予網暴實施者罰款、治安拘留等處罰；第三層是通過民事訴訟，要求網暴實施者賠償或道歉。”周世虹表示：“網暴是否納入公訴案件，目前有一定的標準，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刑事訴訟法規定，除大部分案件由檢察機關提起公訴外，還有少部分自訴案件。其中，侮辱案、誹謗案、暴力干涉婚姻自由案、虐待案、侵佔案便屬於告訴才處理的案件，前四者若“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檢察機關可依法提起公訴，而侵佔案則屬絕對自訴案件。
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員高豔東向《財經》E法解釋道，刑法將誹謗罪規定爲告訴才處理的犯罪，主要是基於保護隱私的理念，同時也基於輕微思想，既不是爲了減輕偵查、檢察機關的負擔，也不是爲了限制被害人的訴訟權利，而是對國家追訴原則的“限制”，以便保護被害人的利益。
對誹謗案、尤其是網絡誹謗案件採取公訴還是自訴，目前尚無定調，但僅在限定情形下對部分案件適用公訴，無疑是對公民訴權的保障。
在最高檢察院發佈人格權刑事保護指導案例後，最高檢黨組成員、副檢察長陳國慶曾在案件述評中表示，目前，對於誹謗案件應自訴爲先還是公訴爲先、抑或公訴自訴並行，還需進一步研究。有意見提出，自訴人有訴權，無論是說服自訴人撤訴，還是建議法院裁定不予受理，均有侵害訴權之嫌；還有意見提出，自訴應被公訴吸收。最高檢察院研究認爲，當檢察機關認爲誹謗行爲 “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時，應遵循公訴優先原則。
此外，最高檢察院明確了自訴轉公訴的程序：在公安機關立案後，對自訴人提起的自訴案件，人民法院尚未受理的，檢察機關可以徵求自訴人意見，由其撤回起訴；人民法院已受理案件的，檢察機關可以徵求自訴人意見，由其撤回起訴，或建議人民法院依法裁定終止自訴案件的審理，以公訴案件審理。
另一個問題是，網絡誹謗區別於傳統的誹謗情形，除了主要的發起者外，網暴往往有衆多參與者，跟隨轉發、評論的更多人是否需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法不責衆”還是“法要責衆”？
目前司法機關在懲治網絡暴力行爲時，不會以“網絡暴力”的概念來定性，而是具體分析每個案子，從現行法律中定性對應行爲，如定性爲侮辱就認定爲侮辱罪，定性爲誹謗認定爲誹謗罪等。
在今年全國“兩會”上，有40位人大代表向大會提交聯名議案，建議加大網絡暴力的刑罰力度，嚴懲惡性網絡暴力事件，爲反網絡暴力專項立法，他們呼籲：一是建議採取專門化、體系化的集中立法來應對網絡暴力，從法律層面明確界定網絡暴力及其範疇，界定言論自由和侵犯他人隱私權等犯罪行爲之間的區別；二是該法案要就預防和懲處網絡暴力等做出明確規定，明確網絡暴力違法行爲的民事責任、治安處罰及刑事責任。
目前，法律層面並未明確界定網絡暴力的內涵，但學界已有較爲深入的討論。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亞太網絡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劉德良認爲，網絡暴力往往由一個人發起、參與人數衆多、公衆互動頻次高、具備跨平臺傳播等特點，其危害後果不可預測、無法控制，通常伴有侵犯名譽、披露隱私、侮辱人格尊嚴等侵權行爲。
高豔東認爲，具有“誹謗性、誣衊性、侵犯名譽、損害權益和煽動性”等特點的言論，包括文字、圖片、視頻等，針對他人的名譽、權益與精神造成損害的，可被認定爲網絡暴力。
高豔東表示，應該出臺《網絡社交法》：第一，在價值取向上，未來立法應當確立‘網絡言論有邊界’的理念，在肯定言論自由原則的同時，爲網上發言設置紅線；第二，在治理模式上，立法應當確立“治理權下沉”的思路，由平臺承擔主要治理責任，建立“平臺管用戶，政府管平臺”的雙層監管模式；第三，在責任導向上，未來立法應當強化對網暴言論者的溯源治理。
“網暴言論日益加重的主要原因，是違法成本爲零。對網暴言論應當分類處理，少數情節嚴重的，應當按照侮辱、誹謗罪處理。多數網暴言論者尚不構罪，但也應承擔相應法律責任，如社交平臺可以採用‘禁言封號’制，跨平臺聯動，同時，立法應當設立改正申訴機制，允許被禁言封號者向監管部門投訴申請公平處理。”高豔東向《財經》E法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