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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梁建章

文章來源：中信出版社

導言：

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數據公佈後。“低生育率”“老齡化”“男多女少”這些話題屢上熱搜，大家都在討論年輕人爲什麼不生孩子了。同時，與人口連帶的房價、教育問題，更是時刻牽動着中國人的神經。

2022年初攜程集團在國內首先推出面向大部分員工的“3+2”混合工作制引發熱議。攜程聯合創始人、董事局主席梁建章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將在全公司推行混合辦公制度，允許員工每週三和週五選擇1-2天遠程辦公。他說，混合辦公制度是企業、員工和社會的多贏，“特別是在全社會生育焦慮的當下，能讓員工有更多的時間陪伴家庭、陪伴小孩。”一位企業家同時也是一位人口經濟學家的他是如何看待中國的人口和生育問題的？從中國目前的人口情況出發，從經濟人口學的角度分析，我們能想到什麼，又能得到什麼啓發呢？

理想狀態是生兩個孩子，可現實是選擇不生

根據 2010 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 20 世紀 90 年代出生人口迅速減少，從 1990 年的 2800 萬直線下降到 1999 年的不足 1500 萬。從 2015 年開始， 22~31 歲的女性數量將在 10年內下降 40% 以上。因此，現在出現的出生率下降問題實際上可以追溯到 20 世紀 90 年代。近年來，新婚夫婦數量減少了7%~8%，正是出生率下降的證據。 2016—2017 年， 15~49 歲的女性數量減少了 400 萬，其中 22~31 歲的女性數量減少了600 萬以上。

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生育率低於 0.8，處於世界上最低的出生率區間。 2018 年 1 月發佈的《北京社會心態藍皮書：北京社會心態分析報告（ 2016—2017）》顯示，北京居民中想生孩子的期望和實際生了孩子的行動之間存在巨大差距—儘管58.6% 的北京居民聲稱他們最理想的狀態是想生兩個孩子，但其中只有 10.8% 的人最終會這樣做。

雖然國家已經出臺二孩政策，但國家生育率的未來仍然不是很樂觀。中國在2016年開始實施二孩政策，當年出生人數較 2015 年增加超過 100 萬人。由於在未來十年中，人們的二孩意願減弱以及育齡婦女人數銳減，中國人口大幅增加的可能性不大。2017年二孩出生數爲 883 萬，實際比 2016 年增加了 162 萬。但一胎出生數只有724萬，比2016年減少了 249萬。

對於二孩政策，我的看法是，由於該政策於 2016年初開始實施，而從受孕到分娩，會有一年的延遲時間，所以 2017 年應該是這次一孩政策放鬆導致的出生高峯年。但隨着二胎願望的減弱和育齡女性的急劇減少，從 2018 年開始，生育數量將開始快速萎縮。現在看來， 2017 年的新出生二孩數量確實超過前一年，但還不足以彌補第一胎數量的銳減。出生人數下降的時間比預期的要早，速度也更快，我們低估了社會上對生育更多孩子的渴望不斷下降的程度。

不願被昂貴育兒模式綁架的年輕人

想要生兒育女的期望並沒有轉化爲實際的生育人口—生育率降低的原因主要是教育和醫療保障不足，以及育兒困難。除了孩子的基本生活需求，中國的應試教育迫使家長在課外教育上投入大量資金。在一個典型的中產階級家庭中，養育一個孩子的平均年支出爲 3 萬元，從孩子出生到 18 歲，支出總計相當於 50 萬元以上。事實上，這種昂貴的育兒模式和不斷下降的出生率形成了一個互爲因果的惡性循環。

換言之，生育率越低，每個家庭的平均孩子數量越少，每個孩子的平均養育成本就越高。這導致一般家庭不敢多生孩子，繼而導致生育率降低。如果生兩三個孩子成爲常態，那麼養育孩子的平均成本就不會如此之高。“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的育兒學說可能不再成爲常態，想要生育更多子女的夫婦也可能不會那麼氣餒。

在中國撫養孩子的家庭承擔着高昂的直接經濟成本，在育兒方面也面臨更多困難。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缺乏充足的託兒所。因此，如果夫妻雙方在孩子兩三歲之前都要工作，他們通常只有兩個選擇：長期請保姆，或者讓孩子的爺爺奶奶或外公外婆照顧孩子。然而，已經年老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現在越來越不願意，或者說沒有精力來幫忙照看孩子。第二個孩子更難從祖父母或外祖父母那裏得到這種幫助。因此，許多父母只能在繼續工作的同時聘請臨時保姆或專職保姆。近年來，專職保姆的費用飛漲，幾乎與香港的菲傭費用持平。

大城市：留不下的年輕人，來不了的留守兒童

斯坦福大學斯科特· 羅澤爾最近關於中國農村兒童智力低下的文章迅速引起了廣泛關注。令大家擔憂的是，如果一半以上的農村孩子無法獲得高質量的教育，中國未來的人才、素質和競爭力都將成爲大問題。當然，中國政府早就知道這一點。近年來，中國政府不斷加大對農村教育的投入，農村學校的校舍質量有了很大提高。但還有一些問題不是單純用錢能解決的，農村地區的學生越來越少，農村孩子的父母都在大城市打工，而農村的老師也都紛紛離開。

中國的農村教育面臨着巨大的困境—隨着農業在經濟中的比重不斷下降，農村地區無法再爲大量年輕人提供工作機會。農村青年進城打工將成爲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因此，從政策上講，政府不應該強迫年輕人留在農村，年輕人也不應該讓他們的孩子留在農村。

相反，年輕人需要爲他們與孩子一起搬遷到大城市創造條件。令人擔憂的是，中國仍然存在針對農民工子女的歧視性政策，農村兒童難以進入城市學校入學。結果，他們最終成了身處家鄉的“留守兒童”。

中國的貧富差距主要是城鄉差距。只要鼓勵農民工進城的政策到位，取消對農民工子女進城上學的各種限制，下一代農民工就可以獲得更平等的機會，從而提高代際的階級流動性。通過在城市接受教育，農村孩子不僅可以接觸到更優秀的老師，而且可以開闊眼界。在城市，他們更可能形成基於同學和友誼的社會關係，更可能與城市居民結婚，而這將加速城鄉一體化，從而逐步消除中國的城鄉差異。

取消生育限制僅是邁出的第一步

針對上文中分析的問題我們提出五點相關政策建議。

一是全面取消生育限制，全面放開計劃生育政策。促進生育的第一步是取消所有限制。這包括取消申請批准生育的要求，取消社會撫養費，以及取消諸如解僱違反生育政策限制的員工等處罰措施。

二是用經濟手段鼓勵生育。中國可以借鑑國際經驗。例如，在法國出生的孩子出生時將獲得 928 歐元的津貼，出生後3 歲之前和 3~20 歲的每月補貼分別爲 185 歐元和 65~231 歐元，以及額外的每月補貼 169 歐元。在德國出生的孩子在 18 歲之前可以享受兒童福利，而如果他在 19~25 歲之間沒有正式就業或在學校接受教育，則可以申請兒童福利。

中國現在能做的就是實施所得稅減免和現金補貼，二者同等重要。對於收入較高的家庭，所得稅減免應按子女人數計算；而對於低收入家庭，直接現金補貼會更有利。爲了提高生育率和減輕經濟壓力，隨着二孩政策的實施，這些稅收減免或現金補貼可以只給予家庭的第二個孩子。計劃生育政策全面放開後，對第三個及更多的孩子可給予所得稅減免或現金補貼。

對於每個 6 歲以下的孩子，我們建議政府每年給這個家庭大約1萬元人民幣，並且每個孩子每年的稅收減免金額最高爲 10萬元人民幣。如此一來，每個家庭撫養一個或多個孩子的負擔就會相應減輕。

三是保障非婚生子女的平等權利。隨着女性受教育程度和職業發展水平的提高，許多職業女性不願結婚或找不到合適的伴侶，這導致了許多國家的結婚率逐年下降。儘管北歐一些國家的結婚率低於中國、日本和其他東亞國家，但鑑於其0%～ 60% 的孩子是非婚生子女，這些國家的出生率仍高於東亞國家的出生率。

當然，我們不提倡非婚生子，但是有能力並且願意獨自撫養孩子的女性應該獲得與已婚女性相同的權利和福利。因此，我們建議取消任何歧視這些女性的法律或政策，同時推動保護非婚生兒童的合法權利。

四是發展學前教育，促進教育公平。建設大量託兒所，實行學前免費義務教育，降低養育孩子的成本。年輕人不願意生第二個孩子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撫養一個孩子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在孩子進入托兒所、幼兒園和小學後更是如此。

中國嚴重缺乏針對 3 歲以下兒童的託兒所。來自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的數據顯示，在中國0~3 歲的兒童中，只有 4% 的兒童進入了某種形式的託兒所。我們建議將這一比例提高到 50% 左右，但要實現這一目標，政府將需要直接建設或協調建設約 10 萬所託兒所。

五是取消對非常住人口的教育限制，解決留守和外籍兒童的教育問題。在中國一些主要城市，沒有常住戶口的居民已經佔據了勞動力的很大比例。但是，許多城市仍然根據常住人口配置教育資源。允許任何中國兒童在任何城市接受免費教育。這將允許農民工留在城市，並讓他們的孩子在附近的託兒所、幼兒園或學校接受便利的教育。這不僅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也是提高出生率的重要舉措。

本文摘編自中信出版集團4月新書《中國與西方》，更多內容請參見原書。